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四十集）

汤钟音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24日

露营之歌音乐：邹长海;赵世静;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歌舞团合唱团合唱队 - 正义之声—100首优秀抗战歌曲集

张松柏同志出生于金坛建昌圩的一个贫农家庭。1937年抗战爆发，他“逃兵荒”去了江西南昌，后又跑到湖南长沙，参加“难民宣传队”，1938年春回乡在地下党周汝年帮助下做私塾先生，组织“青年抗日自卫团”。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新四军，历任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沈渎、建昌、怀山等区区长、区委书记，镇、丹、金县委青年部长、茅东县军事科长等职。1945年8月，参加了解放金坛的战斗。

1937年我带老婆孩子逃难到江西，又从江西九江转到湖南长沙，住在难民所。难民所几乎每天死人，我家就死去两个，就地埋葬在岳麓山下。

1938年下半年，武汉陷落。国民党报纸头天说准备抵抗，第二天说主动放弃，又说最后胜利在西边。这时，我收到建昌家中来信，说新四军到茅山来了，我决定回家。过湘江的时候，看到江里的水都是红的，知道长沙大战，坐火车见车上挤满了败兵，地上躺着伤兵，有的伤兵还在抢百姓的东西，鬼子的飞机扫射，却不敢打枪回击。

我有一位老师叫周水林（周汝年），是1927年的老党员，流亡在赣江当教员，是农抗会的主席。他的生活很苦，那边山沟里还有红军刷的标语。在那里，我还替他进山挑过米，到那里挑到米，第二天一早赶回来，山里没有路，到了南坑，听到远处庙里传来钟声，我还曾经写过一首诗：

烟雨迷蒙中，山多不见峰。黄花恋秋时，红叶迎春风。

残月催勤早，日末途未穷。苦无问津处，深谷传暮钟。

我们离开江西继续赶路，一直跑到溧阳社渚，又坐船到甓桥。上岸后在路上遇到老人听说新四军不打人不骂人，买卖公平。回到老家，我按周水林老师的点拨，先设法搞一个书房办起私塾，等他回来。

1940年，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员在我们一带宣传动员，建昌建立了农抗会，我先当了保农抗会主任，4月份入了党，当了乡农抗会主席。中秋节刚过，国民党63师一个团进驻茅东西旸，配合苏北韩德勤来搞新四军，枪杀了茅东县金六区宣传委员车一轮同志。（车一轮同志是北京的高中学生，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毅然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来到茅山地区，担任茅东县金六区自卫团宣传委员。一天，他在西旸太丰布店楼上工作，顽军63师挺进队6个便衣猝然闯到楼上，把车一轮抓走，他们把车一轮绑在树上，严刑拷打，企图从他的嘴里获得我们党政机关及负责人的情况，但一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用大刀残酷杀害了他。（牺牲时年仅20余岁）

同我一起入党的还有张元富，是我们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党外的职务是天湖乡青抗团主任，负责搞民运工作，他组织了天湖乡各村的青抗团，经常开会宣传抗日，开展增资（给雇工增加工资）、借粮（帮贫雇农度过春荒）、拦禁（禁止向敌据点运粮）。6月里有一天，几十个鬼子带着黑名单，驱使着汉奸特务化装成新四军的便衣侦察下来抓人，逮捕了正在忙着车水的张元富，并且强迫他带路抓我。当时张元富知道冯金元正在我家一起商量工作，我家实际是在五眼塘的西面，他灵机一动，把敌人带到五眼塘东面的小袁村和王家村方向去。他这样做拖延了时间，给我们创造条件安全脱离了险境。待日军转了个大圈进我们村，扑了个空。敌人恼羞成怒，把张元富带进直溪桥据点，用各种残酷手段折磨他，他决不招供屈服，一个月后，他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那年他才19岁。张元富同志牺牲后，他的兄弟和几个邻居青年，都先后参加了新四军部队或者游击小组。

1943年初春，我们在建昌圩和南北高湖的敌人封锁线内外，机动灵活地进行游击战争。白塔伪区公所是日军精心策划组建起来的伪顽合流的政权，是伪军政警特的统一指挥机构。伪区一个连和警察一个排的兵力，耀武扬威，以为新四军不敢再来碰，而且有把握取得清乡的胜利。

这年3月，敌人集中兵力到建昌圩扫荡，扬言要捣毁我们的建昌区公所。我和吴可如从区大队中选拔组建了一支短枪小分队，迅速地从建昌圩运动到离白塔敌人据点很近的北高湖边上隐蔽下来，擦拭武器，检查弹药。我们事先制订了作战方案：乘老百姓中午纷纷上街的时候化装混进白塔镇，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伪区公所，地下党员在茶馆里和群众一起喝茶，听到手榴弹响声，就高喊：“新四军来啦！”同时引导群众向四方跑散，我们按预定的信号借群众逃散作掩护快速撤离了。

第二天上午，鬼子兵领着伪军警一大群，大摇大摆经过王家桥，会同潭头的鬼子一起向建昌圩出发进行扫荡。我们制订了行动方案：中午，吴可如带领蒋三保、王明生、王腊春、徐树根等七八个人，带上地下党员搞来的“良民证”，分成两个组从白塔镇的西、北两个方向混进街道，茅东县委副书记沈渊和我撑了一条小船送他们过河，并准备接应他们胜利撤离。

就在我们的短枪小分队进入白塔镇的时候，情况突然有变化：有一汽车的日本兵正从金坛方向开来。吴可如、蒋三保他们当机立断，先缴了伪区公所哨兵的枪，然后立即冲进办公室，见敌人开枪就打，敌人遇上奇兵，个个惊慌失措抱头鼠窜，有的想夺门而逃，有的想跳窗而溜，都被一枪一个打倒在地，也有的抱住头钻到办公桌底下，被我们使劲一踢滚了出来，跪地磕头求饶。就这样，短枪小分队弹无虚发，短短几分钟敌人倒下一片。小分队听到手榴弹爆炸声后，混在群众中飞快地分散撤走了。

从金坛过来的日本鬼子听到枪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们怎么也没有估计到在清乡的时候，新四军居然会在大白天来袭击他们的“保险窝”。等到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的短枪小分队早已钻进茫茫芦苇滩，安全转移了。

我们根据后来得到的情报，短枪小分队打进区公所的时候，伪区长林务卿正躺在烟铺子里抽大烟，突然听到区公所枪响，吓得魂不附体，等到惊魂初定，慌慌忙忙跑到区公所一看，遍地是横七竖八的士兵尸体，顿时呆若木鸡，讲不出半句话来。偶一抬头，看到白墙上写着“当汉奸的下场”6个大字，他两腿打软，瘫倒在地上，手下人把他从地上搀扶起来，发现他的两只脚管湿漉漉的——吓得尿了一裤裆。

这次奇袭，伪区公所里的翻译股长、清乡委员6人全被毙命，只有伪区长林务卿一个人不在现场而侥幸逃命。我们缴获了枪支，烧毁了文件，没有伤亡一个人。只有吴可如的两脚和小腿被芦根戳了几个洞，流了不少血。那帮出发到建昌圩去的日伪军，没有捞到新四军的一根毫毛，便抓了百姓的几只鸡，抢了百姓的许多东西，没精打采地回到白塔，看到眼前一片惨景，早晨出发时威风神气，一点也看不到了。这个伪区长林务卿遭到这次致命的打击以后，精神恍惚，坐立不安。两个月后自动辞职，躲进了金坛县城。白塔伪区公所也就名存实亡了。

6月里，我们的短枪小分队，在内线的策应下，奇袭后阳排年桥伪军的据点，俘获伪军20多名，缴获长短枪23支、弹药8箱。

1943年8月某日，内线给我们送来一个情报：有20多名伪军明天要从上新河返回庄城桥的敌伪据点。我们的短枪队分成两个班，分别有王庆、吴可如负责，在半途中隐蔽埋伏。果然，在上午9点钟光景，这支20多人的伪军队伍懒懒散散地走来了。走到大桥沟的时候，短枪班同时两面夹击，迫使20多人全部缴枪投降。

就在我们拔掉庄城桥敌伪据点后个把月，临近中秋节，朱林的伪军派出一个班进驻巷头村安下据点，妄图阻断我们新四军从丘陵到平原地区之间的联系，破坏我军的抗日活动。我们茅东县和怀山区立即派出武装侦察人员，化装混入巷头村，将地形、敌情以及中秋节晚上摆酒宴的时间、地点等等，侦察调查得清清楚楚。中秋节那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的游击队员从石马桥附近山里出发，直奔巷头村。月亮爬上树梢的时候，伪军像饿狼一样正在狂吃狂喝，有的在豁拳行令赌博，有的在哼着粗鄙的下流小调。游击队员迅速而又隐蔽地突然将伪军紧紧围住，游击队长蒋三宝悄悄卸下值班站岗伪军的枪，吴可如、翁勇、李玉庆等几个队员冲进敌巢，枪口同时对准伪军们的脑袋。有个家伙正想举枪，被翁勇一枪毙倒，其余伪军们吓得失魂落魄，乖乖地举起双手，全部投降。这场战斗只花了20多分钟，击毙伪军1人，俘获13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子弹400多发。队员们轻快地穿过数条田埂，翻过几个山头，进入了茅山，在硝烟中度过了1943年的中秋之夜。

我们的这支短枪队经常神出鬼没，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搞得敌人闻风丧胆。胜利归来的路上，有时不禁想起战地服务团邱东平同志的短诗《茅山下》：

莫回顾你狡辩的黑影，

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

谁要自由，

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枫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九）

陆荣生、刘洪发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23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上规模最大，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最深重的一次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他们用刺刀维护其殖民统治，建立起宪兵、警察、法院、监狱等镇压中国人民的机构。宪兵、警察、特务到处为非作歹.杀人越货，对中国人民肆意逮捕，严刑拷打，任意杀戮。         

一天，一个狗汉奸向日军告密，说：“新四军的一个排在后巷村整训。”1937年农历十二月初九，日军从延陵、白塔、直溪三面包围了后巷村。后巷村，地处建昌圩东北角，庄城河与上新河交汇处，庄城河的西岸，上新河的南岸。距白塔，直溪，延陵日据点都只有十几里路远，日军从庄城桥、望仙桥、直溪桥包抄过来很便捷。那天，三路敌军几乎同时到达后巷村。日军反复搜查，没有发现新四军，就把东曹村、西曹村、五巷村、后巷村的50多名未来得及逃跑的村民抓到后巷村一个池塘边，排成队，日本鬼子逼老百姓供出新四军的去处。         

一个日本人用半懂不懂的中国话问：“你的(di）新四军的，哪里去了的？……”老百姓装着听不懂，谁也没说出一个字来，一个中国翻译官生怕老百姓听不懂，重复着那日本人的话：“新四军到哪里去了，你们要赶快说出，.知情者不说，要杀头的！”那个翻译官把他那句威逼的话重复了足足有五六遍，语调一遍比一遍严厉。老百姓还是没说出一个字来。那位翻译官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整了整罩在头上那顶似乎略比头小的帽子，满脸怒色地跑到二位日本军官面前嘀咕了几句。那位日本军官气急败坏，瞪眼睛，吹胡子，他把挂在腰间的屠刀从刀鞘里抽进抽出，最后终于抽出来了，亮锃锃的，高举着对着老百姓声嘶力竭地呼号：“新四军的，哪里去了？说出来，大大的好，奖赏的，大大的有！”这位日本军官的威吓与诱骗，照样是徒劳，老百姓照样什么也不说。那位日本军官指使随从，将可疑对象全抓到延陵据点去。        

在抓人这个行动上，汉奸表现得比日军还要积极主动。来的七八个汉奸没有一个站着不动手的，有三个日军倒反而站着看着没动手绑人。可疑的全抓走了，剩下的52人更惨啊！那三个站着没动手绑人的日军，抽出他们佩戴在腰间的屠刀，砍下了三个男人的头，那头，有一个滚到池塘里去了，还有两个滚在池塘边，血淋淋的。还有49人，在池塘边排成队。日军就像打靶似的，将49人一个个打死，有倒在池塘里的，有倒在池塘边的。鲜血流入池塘，池塘的水顿时变成了“红水”。敌人用刺刀把一个孕妇肚里的小孩挑了出来，举过头顶哈哈大笑，然后撂到池塘里去。那帮强盗又把东曹村、西曹村、五巷村、后巷村四个村的猪牛羊兔、鸡鸽鹅鸭、粮油棉茶全部抢光。敌人临走前，点燃了村民的住房，点燃了家前屋后的柴草堆。顿时，滚滚的浓烟夹带着熊熊的火焰冲向天空。风助火威，火乘风势，数不清的火龙在漫游。那是火的海洋。只听得房屋烧得劈里啪啦地响，呼呼的风声夹着霍霍的火声。一会儿，后巷村90多间房屋烧得一片断垣残壁，树木也被烧得焦头烂额。        

谢书荣，后巷村人，当年20岁。他看着日本鬼子端起枪，他动着脑筋，琢磨着，一听到枪声，他就倒了下去，脸朝着地，挣扎了一下便一动不动了。他看到敌人叽里呱啦地走后，便慢慢地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扫视了一下翻在血泊中和浮在水面上的同胞，看到敌人用刺刀从娘肚里挑出来的婴儿，他心如刀绞.“惨啊！”“惨啊！”他喊了两句，流着泪，抽泣着，慢慢地走了。走到哪里去？全村的房屋已烧成灰烬，一片废墟。  日本鬼子走后，逃出村的人们都回来了，他们在池塘边哭啊、滚啊、闹啊。他们流着泪打捞着亲人的尸体，亲人的泪水溶人了亲人的血水，伤心啊！从此，当地的人们便把“后巷塘”更名为“血泪塘”。遗憾的是“血泪塘”已不复存在了，开挖胜利河时被填塞。

  “血泪塘惨案”是日本帝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罪恶的一个缩影，是日本侵略者“三光政策”带给建昌圩人的深重灾难，建昌圩人永远不会忘记这历史的一幕。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八）

徐文华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22日

 新四军二团经过紧张的训练准备，战士们都急不可待地要求打仗。

1938年6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接到出发命令，部队立即从各个村庄整装出发，向茅山敌后挺进。

我们这团有八九百人马，在当时可算得上是一支“大军”了。夜里部队通过溧武公路封锁线，有了先遣支队上次过封锁线的经验，这回就好多了。而且这次过封锁线决定强行通过。在公路两头各派出一个连担任警戒，大部队迅速通过，如遇上情况，被日军发现就和他们接火。结果日军真的发现了我军，但我们气势雄伟，没敢出来，部队就这样很顺利地通过了。

茅山地区是江南受兵灾很严重的一个地区。日军、汉奸，三个五个都可以随意出来下乡横行，肆无忌惮地欺压老百姓。京沪铁路两侧的大小村庄已成了“无人区”。偏远一点的村庄，在家的也只有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到了茅山，看到老乡们蜷缩在废墟墙根下，十分凄惨。村子里以往随处可见的猪、牛、羊、鸡、鸭、鹅等，如今也无踪影了，都被日军、汉奸、土匪和国民党中央军的散兵游勇抢劫一空。当地有些大地主、大恶霸成了日寇的汉奸走狗，出卖了他们的祖宗和灵魂，背叛民族利益，为日本强盗卖命。他们勾结地痞、流氓，借着日本强盗的刺刀，横行乡里，敲诈勒索，搜刮人民钱财肥他们自己的腰包。他们用人民的生命财产去效忠“皇军”，无恶不作，无耻之极。

在日军和民族败类的迫害下，江南的大片土地荒芜，农民离乡背井，不少人沦为乞丐。要不了多久，老百姓即使不被日寇杀光，也会因忍受不了饥寒交迫而冻死饿死。江南人民正奄奄一息地在死亡线上挣扎！

二团到了茅山，对当地群众作了深入走访之后，作出决定：首先狠狠打击汉奸走狗地痞、流氓、卖国贼，这些害人虫不除掉，新四军将无法取信于民，更不可能动员民众同仇敌忾打倒日本鬼子。因此，陈毅同志指示：“首先要打击汉奸走狗，清除鬼子耳目，才能使部队站住脚跟，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部队开始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分散行动，先除汉奸。我们通过调查、走访，首先摸清当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汉奸走狗，夜里一个班、一个排地搞突然袭击，抓到后即将其毙命。有时得到可靠情报，白天也出动。抓到劣迹特别严重的，我们还就地集合老百姓开斗争会，宣布其罪行后就地处决，以造声势，扩大群众影响，增强群众斗志。经过这样的重点打击，使汉奸走狗闻风丧胆，剩下的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下乡来危害老百姓了，有的跑到日军据点躲起来，多少天不敢露头。

金坛有一个有名的大流氓，是日军维持会长，他草菅人命，罪恶累累。我们杀了几个汉奸之后，他吓破了胆，跑到东门外夏溪镇日军据点藏了起来。此人五毒俱全，民愤极大，老百姓恨之入骨。他在金坛、常州、宜兴、溧阳等地有一帮徒子徒孙，这些人也仗着“老头子”的威风横行乡里，平时无人敢碰他们，连官府也让他们三分。老百姓对我们讲：“看看你们新四军敢不敢碰这个硬！”

三营到这个地区后，掌握了这个大流氓的主要劣迹，决定不管他躲到哪里都要除掉他！三营政委刘别生亲自带领几个连排干部和侦察兵，化装潜入据点，不到两个小时，就把这个大流氓、大汉奸从鬼子窝里抓了出来。这个消息一传开，立即震动了金坛、武进、溧阳、宜兴等地，广大群众奔走相告。为了扩大影响，部队押着这个罪恶滔天的家伙到他曾经作恶的许多地方示众，每到一地，老百姓都说：“乖乖，新四军真了不起！这样的人过去谁敢动他一根毫毛？”不少年轻人更加兴奋，他们热情高，又亲眼目睹了新四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纷纷参加新四军，我军的队伍也日益壮大起来。

为民除害，那个大流氓、大汉奸的脑袋开花以后，他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欺压老百姓了。

这里还要提一下我们新四军里的两个逃兵。这两个逃兵都不是我们团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投机分子，当兵动机不纯，吃不了苦，临阵脱逃了。他们回到老家后，当了汉奸，天天带着日军下乡抢劫和强奸妇女。被他们糟蹋的妇女不知多少，老百姓恨之入骨。二团决定非除了这两个败类不可。这两个家伙经我们“初扫”以后，早已躲进金坛城里和日军住在一起。我们的侦察兵在当地一位学校老师张松柏的配合下，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打乱了敌据点的防守，当晚就把这两个坏蛋抓出来杀掉了。

我们边锄奸边宣传政策：有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改恶从善的可以宽大处理等等。从此，这茅山地区就太平多了，那些白天藏、夜里躲的年轻妇女也有了安全感。

新四军二团在茅山地区的立足、壮大，给日寇形成很大威胁，日军不得不增调兵力，日夜巡逻，再也不敢以小股部队下乡“扫荡”了。

二团在茅山和江南部分地区横扫汉奸走狗旗开得胜，名声大振，深得民心，因此很快在这一带站住了脚跟。在此基础上，部队乘势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武装群众，同时加强对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有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了。

（作者为新四军老战士，曾任南京军区某部团长、团政委、参谋处长、作战处长、军事科研室主任等，现已作古，著有《老虎团记事》一书。）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七）

韩小林、曹须根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21日

吴金坤同志是建昌圩上新河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金坤同志对敌斗争机智、勇敢，立场坚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期中，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很多事迹已无法回忆。我们通过较长时间的调查走访，只是了解到金坤同志的几件突出的事。

      一、除夕夜，配合新四军端掉延陵镇鬼子窝

1939年的时候，全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几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到处乱舞，设据点，砌碉堡，设岗哨，常派队伍下乡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尢其对于抗日根据地人民，更是疯狂地烧杀、镇压。

      就当时茅东县这个地区来讲，日本鬼子所设的据点就有几十处之多。就丹阳南面一线，东至珥陵、西至九里，中途延陵，这三十来华里的距离，仅设了三个据点，而这三个据点中，延陵的据点是鬼子的中转站，可以东西照应。这个据点也比较大，设在延陵东街上的昌阁祠中，这祠庙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常年累月，驻着日军三个班，约30多人，最多时也驻过一个连的兵力。

      在1938年的8、9月份，新四军茅山支队，一把火，放火烧了九里镇的鬼窝，消灭了敌人，拔掉了九里镇的据点，鬼子没有办法，只能龟缩到延陵的据点里。敌人虽然暂时龟缩，但对根据地西天荒湖边的扫荡更加猖狂，三光政策更加厉害。为了拔掉延陵这个鬼子据点。当时，茅东县的新四军支队，在吴仲超带领下，决定在1939年2月17日（除夕晚上），利用这个春节前夕的时机，一举拿下延陵镇。为了使这次攻打延陵驻昌阁祠的日军的战斗更加有把握，当时建昌和延陵地区的游击队武装也从延陵的南面和北面进行配合攻打。那天，天气很冷，晚上十一点多钟，新四军从延陵的西面向据点发起进攻。这时上新河西天荒地区的游击队二十多人，在吴金坤同志的带领下（除带武器外，还带扁担、绳索，准备转移伤员，搬运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配合新四军主力吴仲超他们，冒着严寒，从南面望仙桥的东侧的牵牛涵洞通过圩埂，直接下河渡过外河上岸直奔延陵东街鬼窝，袭击昌阁祠，战斗打得很激烈，很快就击毙日军留木队长，打死日军30余名，逃跑一名。战斗结束后随即打扫战场，新四军战士也有伤亡，吴金坤同志的游击队员和新四军战士把伤亡人员及缴获的枪支弹药一道运回建昌圩内。三名新四军的遗体就埋在牵牛涵南的河边上。随即转移到西天荒湖边的一个小村庄——黄家棚过夜。新四军队长吴仲超感谢吴金坤带领的游击队积极配合，才取得了这样一场胜利。

      二、智除一霸一奸

      抗日战争时期，斗争是很残酷的。战争越是向纵深发展，斗争就越复杂。当时的除奸队的工作，担子就更重。一方面要注意明显的敌人，包括地方上一些邪恶势力的胡作非为，要保障一方百姓平安，另一方面要防止革命队伍内部出现叛徒。当时上新河镇人民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地下党活动频繁，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张贴革命标语，创办抗日中学，组织示威游行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日本鬼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要扑灭这个“火种”。

      在1939年三月初九这天晚上，鬼子突然冲进上新河镇，一面放火，一面杀人，那一晚，上新河镇被烧民房几百间，被杀的无辜村民和抗日志士二十二名。这一惨案发生后，除奸的同志，个个咬牙切齿，暗访略察，深入排查，结果发现了原来新河镇上有个叫吴玉坤的恶霸，他整天游手好闲，凭着自己有一身蛮力，在镇上和乡里无恶不作，欺男霸女。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曾对他多次教育，但那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为了满足他的吃喝嫖赌的金钱，竟然悄悄地跑到延陵镇的鬼子窝里密报上新河镇的抗日情况和有关人员，那一次鬼子的行动虽然没有抓住地下党的领导人，但杀害了几位抗日义士和十几位无辜的村民，罪不可赦。

      除奸队在吴金坤的带领下，查清情况后，报告上级批准，决定除奸，另外安排人有意约他晚上出去赌博，把他引到新河镇南门的高桥边，宣布他的罪行，严惩了这个可耻的汉奸。

      距离上新河镇四里远的一个小村，叫盘石庄村，这个村上有个姓曹的汉奸，此人开始倾向抗日，也参加过抗日组织，后立场不坚定，嫌苦怕死，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当了汉奸，出卖过两位抗日的游击战士，除奸队员在吴金坤同志的带领下，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几经周折，通过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地下党核准了材料，确定这个姓曹的是汉奸。除奸队毫不留情的镇压了这个汉奸。

上新河镇自从除了这两个汉奸以后，保住了抗日组织，又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三、虎口脱险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吴金坤同志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他带领的除奸队也没有被暴露，他为党所做的工作是肯定的，党和人民是有目共睹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在谋划，挑起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初，一些地方恶霸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千方百计地要铲除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他们在各处大肆发展国民党三青团、自卫队组织。逮捕参加过抗日的人士，无论有无证据，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刹时间一片白色恐怖……

      1946年4月的一天，地方自卫队长吴斗南抓住了在家中的吴金坤，与金坤同志同时被抓的还有另一位游击队员。由于在抗战时期，这两个人的身份并没有公开，而吴斗南只是怀疑，当晚把吴金坤和另一位被抓的关进了吴家大祠堂。当时吴家祠堂很大，前后三进，东西面有一丈多高的的围墙，只要把祠堂大门一关，里面的人就休想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吴金坤被抓的那天晚上，虽关在祠堂里，可是没有被绑，敌人只是在祠堂门前派人站岗，其余的人就到镇上去寻欢作乐了。半夜时分，金坤与另一位队员商量，两人从东面搭人梯逃出高墙，一出去就钻进竹园。敌人当时没有发现。等吴斗南第二天打开祠堂门，找被抓的人，吴金坤他们俩连夜逃出了金坛地界，一口气就跑到了溧阳。吴金坤同志就在溧阳隐蔽下来，以做铜匠为名，继续联络地下党，与地下党保持联系。

      一年后，敌人终于嗅到了吴金坤同志在溧阳城里，暗地里实施抓捕，吴金坤得知消息后，立即又转入上海市潜伏，继续为党工作。到了1948年夏天，经叛徒告密，敌人又发现吴金坤在上海，赶去上海抓捕。但他机智勇敢从后窗跳下逃走了。几次历险后，吴金坤同志在地方无法工作下去了，只好直接去苏北，与苏北的地下党一道为解放军渡江做了大量的工作。

      解放以后，吴金坤同志在丹阳县的导士、大泊、丈山等地任区长，文革前夕调到丹阳县委工作，文革后期在丹阳县老干部局工作，直至2005年病逝。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六）

范学贵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20日

2006年5 月前后，我先后两次接待了日本友人本多立太郎，并从他那儿接触到日本陆军步兵51师团51联队队史。联队队史的44页“派遣期间主要作战年表”中，清晰地记载着昭和14年（1939）建昌巫家村的战斗。巫家村是建昌镇境内的一个自然村，67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战事，而且被侵略者当作联队“主要作战”队史记载下来。于是，我带着许多的疑问，开始了对这场战斗的寻访和探究。

巫家村坐落在建昌圩南端。它面临大溪河（现名通济河），背靠天荒湖，西连直溪镇，是一个大姓巫氏的集居地。巫氏家族为求得菩萨保佑，儿孙福祉，国泰民安，特在村西建造了一座家庙，人称巫家庙。每逢黄道吉日，四时八节，巫姓家族的后裔和附近其他姓氏的村民都要来此烧香拜佛，巫家庙香火极旺。

1938年8月13日，日本鬼子的15师团51联队接替了首批入侵金坛的13师团的布防（日军侵坛8年不足的时间先后有3个师团下辖的3个联队驻防）。一个名叫“久田”的中队长带领他的中队来到建昌巫家村，强占了村西的巫家庙，赶走了庙里的住持松青和尚，在此筑碉堡挖战壕。从此，巫家村的老百姓便把巫家庙改叫成‘“鬼子窝”，后来索性就叫“鬼窝”。

“鬼窝”圈地足有30亩，首当其冲的便是徐金奎家的3间瓦房，硬逼得徐家一家数口流离失所，没了立足之处。日本鬼子跟野兽一样，在30亩“鬼窝”筑巢，拉民夫，带工具，挖堑壕，筑工事，扎铁丝网。不久，“鬼窝”门前建起哨所，东北角筑起一座两层楼高的的碉堡。哨所，搜查过往的行人船只，扼住大溪河咽喉；碉堡，窥视抗日军民的活动，随时随地枪击无辜的行人。日本鬼子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在壕沟外架设铁丝网，铁丝网外还得拦起一道竹篱笆，叫做封锁线。过往的行人不得靠近，碉堡里的鬼子兵一发现行人就开枪射击，弄得附近的村民整日里提心吊胆，给生活和生产带来极大的麻烦。日本鬼子为什么看中巫家村巫家庙这块地方，并如此不惜气力筑碉堡设哨卡呢？通过走访考察发现，1938年初夏，陈毅司令员率部东进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后，茅山东麓相继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茅东县的建昌区、陶宝区、怀山区政府，这里很快成了“镇、丹、金、句”四县抗敌总会活动的又一中心地带，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十分高涨。除此外，巫家村周边活跃着几支民间抗日武装，如建昌圩巫家村的巫荣甲、建昌圩东北角庄城桥的吴甲寅等。他们的抗日活动，直接威慑到鬼子交通命脉的安全。日本鬼子要想保证沪宁铁路畅通无阻，沿线布防军力，在铁路的两侧二三十公里内加强防守，把丹阳的延陵和金坛的西阳，以及建昌巫家村、金坛城北的白塔构织成一个所谓的防护链，是势在必然的事。15师团51联队警卫区处在新四军活动的中心，又属中央军的第三战区。在严加防备的锁链点巫家村驻上一个中队的兵力，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939年4月21日深夜至22日凌晨，陶宝区区中队在蒋川庚率领下，攻打直溪桥西南角人字墩上驻守的汪派（伪军九连，连长绰号袁麻子，副连长朱靖明），考虑到巫家村日本鬼子的中队不会袖手旁观，新四军营长王龙组织起游击队，带上爆竹和铅皮筒，四面包围起人字墩，同时，又安排一帮人马专门对付巫家村“鬼窝”的鬼子兵，指定机枪手把机枪架在大溪河对岸，对准“鬼窝”大门，封住日本鬼子的出路，待到人字墩攻击的枪声一响，巫家村这边的游击队便将爆竹点燃，机枪也似雄狮般地发出了怒吼。霎时间“嘎嘎嘎”“哒哒哒”枪弹声，爆竹在铅皮筒内的爆炸声，配合作战口号，汇成一支雄壮的交响曲。蹲守在“鬼窝”里的日本鬼子一个个从梦中惊醒，不知所措地摸上碉堡和哨所，抓住手中的武器就反击，枪战一直坚持到天亮……这就是陆军步兵l5师团15联队队史作战年表中所记载的巫家村附近的战斗。可笑的是，新四军主攻方向为人字墩驻守的汪伪军九连，“鬼窝”里的日本鬼子当然谈不上伤亡也谈不上战果，可这仗偏偏却成了51联队的主要战史记录下来。

接下来的6年多日子里，建昌区、陶宝区、怀山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跟日本鬼子和汪伪反动派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桥下游击队员潘中海白天枪击鬼子小太君川岛；庄家村游击队员张福顺在直溪集镇的桥头刀劈汉奸“小发财”；游击队于某天黑夜在天荒湖芦苇荡中处决叛徒巫腊狗，以及处决汪伪军九连连长袁麻子……在这一系列的沉重打击下，驻守在“鬼窝”里的日本鬼子一直不敢轻举妄动。1945年，这个中队撤出巫家村，而接替他们的汪伪军一个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还未跟新四军接上火便缴械投降了。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五）

吴书照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9日

 望仙群众抗日热潮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芦沟桥点燃全面侵华战火，同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从此苏南大批国土被日军侵占。京沪铁路沿线及其周围的大小县镇被日军占领，金坛、直溪、丹阳、延陵、九里等被日军分兵驻扎据点，并开始对农村集镇实施大“扫荡”，其中建昌圩望仙村近靠丹阳县延陵镇不足两华里路，在日军猖狂“扫荡”时更深受其害。

      1938年4月，驻金坛、直溪的日军会同驻丹阳的日军如狼似虎地扑向望仙河北的延陵镇。望仙群众特别近靠圩埂边的村民急往西天荒及小河小沟边躲藏，延陵镇及望仙桥西的群众也四处奔逃，日军随即用机枪、步枪“扫射”，他们到处抢掠、杀人、放火，其中有一家母女来不及逃离，被日军奸污后用刺刀刺死。日军“扫荡”一小时不到，从南街到北街，从东街到西街共杀死无辜百姓96名，伤者不计其数，烧毁房屋323间，抢走财物许多。

    在望仙段圩埂上靠大王庙处，日军用枪打死望仙村六房庄无辜村民俩人，其中一名叫吴八斤，另一名叫吴东林。日军“扫荡”结束后，望仙村六房庄群众吴梅富在群众的帮助下，边哭边将自己的兄弟俩抬回家中。他父母家人见此情景都痛声大哭，尤其是他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吴梅富拿了一把锄头往外跑，想去和日本鬼子拼命。在场的群众随即拉住他的手，劝他说：“你这样去拼命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既没有枪又没有刀，单凭你一个人就能报仇雪恨？”吴梅富气得坐在地上边哭边骂日本鬼子。有的人继续劝说：“你家两个亲人已被日本人打死，死不能复生。俗话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吴梅富在众人的劝说下，这才慢慢地松了口气。此时，躲藏在西天荒边的群众闻讯也都赶来，从年纪大的到年轻的，都为此心痛落泪。在场的人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你一句他一言，有的群众说：“我们急就急的手无寸铁，没有枪没有刀，怎样和日本鬼子拼杀？”其他有识之士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不抵抗而逃之夭夭，只有共产党新四军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好政府、好组织。”有的群众还说：“一天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们老百姓就一天不得安宁。”更有一些青年热血男儿说：“我们去找共产党、新四军，拿枪拿刀杀日本鬼子，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望仙村五房庄的吴荣芳，当时他只有十几岁，他对父母说：“我要参加新四军，拿枪打日本鬼子。”父母听了很高兴：“你小小年纪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很高兴，你今后一定会有作为。”同时又强调说：“从现在起你一个人不准往外跑，等我们联系到相关人后送你去。”吴荣芳答应了。

吴荣芳的父亲怕儿子等不及，偷偷地跑出去乱投军，就在暗地里寻找新四军的人员，最终通过朋友的联系，得知陈毅司令员率领的新四军已到茅山地区。他父亲就将儿子托交给朋友，托朋友把他带到茅山新四军部队，离别时说：“你到部队要好好听话，服从命令，多打日本鬼子，为我们望仙群众争气，为家庭争光。”从此吴荣芳就踏上了抗战的征程，此后，他随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解放后他转业在山东省济宁市工商局任局长，在改革开放前后他曾经多次回望仙村五房庄探亲，离休后于2012年8月在山东济宁市逝世，享年86岁。

望仙村下头棚上的吴树林也参加了新四军。到部队不久还捎信回来说：“他已分到镇江一带，叫家人放心，他会狠狠地打日本鬼子。”吴树林后随部队转战他乡，由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光荣的战死在战场，死骨未归，从此家人也无从得知。

望仙村朱家棚的朱小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了八路军，跟随部队参战，于1950年退伍回乡务农。他回来后家人既高兴又责怪，家人高兴的是他没有牺牲，因为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没有固定的地址无法与家人联系，责怪他这么多年杳无音信，全家人非常担心。朱小息说：“我们行军打仗，不分白天黑夜，哪有通信的可能？”他急得把衣服脱下来让大家看，并说：“你们看我身上有多少处伤，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能活着回来已算命大！我身边的许多战友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我们埋葬他们都没有时间啊！”家人和群众听了都非常感动。1951年抗美援朝，朱小息再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他又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一打就是四五年。后回国被分配到太仓县渔业公司工作，现已病故。

1938年10月，中共苏南特委在望仙北延陵的庄湖村设立地下交通总站，当时总站长由眭俊担任，下设若干分站，分站下面设联络点，联络点下设隐形身份的地下交通员。当时望仙村就有两名地下交通员，其中之一就是六房庄的吴锦芳，因为他就是望仙人，对丹南至延陵等路线地形非常熟悉。吴锦芳当年只有15岁，他一心想参加新四军，有一次在上新河祠堂见到新四军，那位新四军用步枪与他个头一比说：“你还没有枪高，太小不行，我们不能带你走，等两年再说吧。”吴锦芳说：“我个头虽小但我跑路比谁都快，你们就带我去吧，你的枪我能背，你们说行不行？”那位新四军再三劝他说不行。

后来吴锦芳到延陵北边的西友庄一户人家去放牛，他头脑机灵，个头虽不高但行动很灵活，被庄湖村地下交通站看中，有一天眭俊站长派人把他叫去，问他哪里人，现做什么，对日本鬼子恨不恨，想不想打日本人。吴锦芳说：“我就是恨日本鬼子，他们用枪打死我们六房庄人，当时我就躲在圩埂边大王庙内，听到几声枪声后我跑出来一看，原来还是我们河东的人，我随即就跑回去叫人来，所以我不怕，只要你肯收留我当新四军，我什么都愿意干。”睦俊说：“行，但你没有枪，就做地下交通员行不行？”吴锦芳说：“交通员是干什么的，没有枪怎么打日本鬼子？”睦俊说：“当交通员也是为了更好的打日本侵略者，你的任务还是要放牛。”还没等睦俊把话讲完他抢着说：“还要我放牛，我不干了。”睦俊急忙说：“叫你放牛是掩护你的身份，一个放牛娃不会容易被敌人发觉，你懂吗？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而又能送信和查看敌情动向，你听明白了吗？”吴锦芳说：“原来是这样，我听懂了，我愿意干。”最后睦俊又说：“你同意干但还有条件，你听好了，你当交通员的事不准与任何人讲，就你的父母家人也不准说，万一被日本人或其他人发现抓住了，就是死连一个字都不能说出来，这是铁的纪律，你能坚持做到吗？”吴锦芳说：“我保证做到，打死我也不会说出半个字。”睦俊看他可以，就派他为丹南到延陵的地下交通员，从此后他一干就是好几年。

全国解放后的1949年，他到丹阳县政府机关当了一名通信员，1951年调苏南行政公署任保卫科长，1953年调江苏省公安总队二连一排排长，1958年为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支援边疆建设，经批准调黑龙江苗河县八三九建设兵团任排长、指导员等职，后任苗河县公安局分局长，于1980年调回金坛工商局任水北工商所所长，后任金坛市工商局合同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已离休并享受副处级待遇，身体状况良好。

另一名地下交通员就是住在望仙桥东圩埂下面的端金二同志，他个子也不高，偏瘦身材，但跑起路来快，人也很聪明能干，吃苦耐劳，是穷苦人家出身，他被选为地下交通员，主要负责从延陵到茅山地区和西天荒南岸王吉娣（小红妈）处的联系。由于他个子小，穿的衣服都是破旧的，他装着行乞的小孩，一次又一次躲避了日军的检查，每次都安全完成传递情报的任务，当时新四军人员都叫他“机灵鬼”。后在新四军北撤时他要求跟随部队北撤，但领导上要求他留下来继续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新四军留守人员及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地下通信工作。当时地下交通的网络从设立总站，下设分站及隐形身份的地下交通员，并分区域段，分单身分单线联系，是一项不为人知的地下交通线上的无名英雄。解放后端金二为望仙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早已病故。

新四军常驻黄家棚

1938年2月，吴仲超带领一组小分队从茅山进入西阳茅麓石马到建昌圩，然后再从丹阳到常武宜地区，深人侦察敌情和社会群众基础的调查。并把沿途路线及有独特优势的地形绘成地图，尤其是他进入建昌圩后首先从西天荒南北两岸群众住处，生活住房条件等进行判断分析，侦察结束后对小分队人员说：“建昌圩区是个好地形，圩埂外围四面环水，内围潮滩芦草密集，圩内河道众多，村庄不密，栅户区分散，确实是一块具有独特优势的好地方。”各侦察小分队按规定日期分别回到茅山地区，吴仲超急忙汇集各路小分队侦察的情况并随即向陈毅等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把各路在侦察时所绘制的简要地形图递给陈毅查看。陈毅听了他们的汇报，又反复看了绘制的简易地形图，说：“你们干得好啊，很认真、很仔细，把地图上看不到小地形也绘制出来喽，真了不得。”陈毅在看小地形图时又问吴仲超：“这个建昌圩面积有多大？”吴仲超说：“没有细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估计有20多里地。”没等吴仲超说完，陈毅接着说：“我看建昌圩确有独特之处，是一块风水宝地，是我们经常可以联系的好地方。”

为了确保陈毅等领导经常联系活动或居住的安全，吴仲超又再次带领小分队专程进入建昌圩天荒湖侦察，他每到一处都深入了解圩内社会情况和群众的思想基础，宣传抗战的思想和决心，并说：“我们组织打击日本侵略者，地不分南北，不分区域，人员不分男女老少，都要为抗战出力，你们支持吗？”群众听后都表示支持。最终他选择了北天荒与西天荒南北两岸为活动地址。

说到西天荒，从东到西约1300米长，湖面东西小，中间宽，湖面最宽段面积200米左右，滩田上的芦苇蒲草生长茂盛密集，芦苇生长高度超过两米，芦苇蒲滩上藏着小木船，可供人员渡湖来往使用。两岸渡湖只需5至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确实是一块隐居活动的好地方。西天荒南岸东北角就是“小红妈”王吉娣的住处，也是四面环水，属大圩内的小圩，整个面积约3万平方米，共有三户人家居住在河边，当时住房全是泥土墙的草房，家前屋后周围长满了杂树，简直看不到房屋，真是个世外桃园。再说西天荒北岸黄家棚是望仙村东南角的小棚户，外面都称下头棚，河西是朱家棚，而黄家棚三个字是新四军吴仲超提的联系地名。

黄家棚和下头棚是同一块地形，原来也是四面环水，南近靠湖边，西河连接大塘至北河环绕五房庄西半边直至向南连接西天荒湖畔。看上去象似个平湖小岛，四面长满了杨柳及野生的桑树，黄家棚除四面长着杂树外，北面还有一块竹林地，远看像一片野树林地，也是当年新四军隐驻联络的又一处。后来经吴仲超同意，从此陈毅等领导就经常隐住西天荒南岸王吉娣（小红妈）等家中。王吉娣娘家是望仙村六房庄人，居住在六房庄河东边的圩埂下面。吴仲超为做好陈毅等领导驻西天荒南岸王吉娣家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也能防御延陵日军，也能寻找机会攻打延陵日军据点，他选择了西天荒北岸边的黄家棚为新四军的居住地，在进驻黄家棚前夕的一个晚上，他带领两名战士到黄家棚，他轻轻的敲了几下门，只听房内有人回答问：“是谁啊？”吴仲超小声的回答说：“我们是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部队，不要害怕”，并说：“我有事想和你们商量，请开下门好吗？”吴仲超耐心的等了一会，里面还没有动静。实际上屋内的人也在倾听门外的动静，因为在那个时期群众就害怕日本鬼子来抢劫杀人，屋内的人边听边想，看来不是什么坏人，更不是日本鬼子，如果是坏人或日本鬼子早就将门砸开了……屋内人把门开了，这位开门的人就是黄万林先生。见到黄万林、吴启超就敬了一个军礼。黄万林说：“叫他们一起进来吧。”吴仲超说：“他们在外放哨呢。”吴仲超就向他说明来意，并说总共要住30多名新四军战士，吴仲超还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有铁的纪律，不准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吃饭我们自带粮食自己烧，只要你们安排住宿，用草铺地就行了，另外请你们做好保密工作，对外不能说新四军住在你们家。”

黄万林也介绍了情况：“我们这排房子共有四户，除我住的两间外，黄万恒家两间，黄万才家两间，再向东黄万成家四间，还有前面一排草房，主要用于养牛、羊、猪，另放些杂物，房北面还有两间磨坊。”吴仲超接着说：“我们就住在前面一排草房内就行。”黄万林抢着说：“不行，那是养牛、养猪的地方，你们就住在我们四户人家。”吴仲超当即表示感谢，并说明我们来去都是晚上多，难免要打扰大家，黄万林说：“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放心，我们这里的人都是穷苦百姓。”等吴仲超走后，黄万林叫来黄家的长辈，把情况说明了一下，黄家长辈听后感到事关重大，当夜就召开家族人员会议，把四家老小全部叫起来开会，说明共产党新四军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需要经常不断的来他们四户家里吃住，可能还有伤员住下来疗伤，这件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们各家各户都必须提供一切方便，并再三强调说：“为了确保新四军人员和我们及其周围老百姓的财产生命安全，不准对外露出风声，如那家老小口不紧，对外露出半点口风，就地活埋处理。”大家听后没有一个反对的，都表示保证做好。在抗战时期近7年多的时间里，黄家为新四军的常来常往热情服务，平时还提供鱼虾等菜，晚上点灯的煤油等，虽然新四军要付钱，但黄家坚决不收。

非常困难时期，他们负责接待护养伤员，其中一位是建昌迂里村的吴阿秀，他也是新四军成员，在住黄家棚期间的一天，他回家看望父母时，遇到日本侵略者从望仙到新河、迂里寻找抓捕共产党新四军人员，因来不及逃离就将计就计将已烧开的开水连铁锅往头上一顶，躲在灶洞里把浑身上下都烫伤，等日军走后他忍着疼痛从河里游到对岸的黄家棚，跑到黄家棚住在磨坊里疗伤。新四军经常组织攻打延陵、九里等地方的日军，经常有新四军受伤，都是在黄家疗伤，由于缺医少药品，黄家还要请郎中来看后开出中草药方到延陵新河抓药，回来煨好给他们喝，伤员受到黄家人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黄家棚四户人家没有一个泄露新四军住黄家棚的秘密，体现了高贵的思想品德。

新四军攻打日军据点昌阁祠

昌阁祠是丹阳延陵镇东街上的一座祠庙，祠庙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左右，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房屋为南北向，祠庙分南正门与北正门，南正门直对延陵东街道，原来集镇上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中心叫十字街口，这个小集镇一直很有名气，集市贸易活跃，在周围方圆十里唯独只有这个集市。自从日军侵占丹阳后，就在延陵镇上设立据点，就驻在昌阁祠内，常年累月常驻日军三个班，约30多人，最多时也驻扎一个连的兵力。

周围的群众上集市从事买卖交易，也时常受到日军的欺侮和惨害，年轻的姑娘和妇女不敢上集市，害怕日军欺负。有时日军买鱼、买肉，购物经常不给钱，若向他要钱他就用枪对住你，所以群众个个恨之入骨。自从新四军驻黄家棚，新四军为捕捉战机，有效地打击日军，时常化装成老百姓去集市侦察敌情，并通过地下交通员与延陵北庄湖村新四军联系，准备互相配合作战，打击延陵驻昌阁祠的日军，后经两边的新四军商量决定乘过年之际袭击日军据点昌阁祠。1939年2月17日（除夕前夜）23时，从南门北门同时攻打，争取全部歼灭日军。驻黄家棚新四军吴仲超将准备攻打昌阁祠日军的行动计划向陈毅汇报后，陈毅说：“你们行动很快，干得好啊，要号召所有新四军都行动起来，打得日军不得安宁，同时也为群众出口气，证明我们新四军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的部队！”陈毅思考了一下又强调说：“战前必须将行军路线侦察好，达到去得快、打得准，打得快，撤得快，避免走大路，避开日军岗哨。”吴仲超说：“我明白。”

吴仲超赶回望仙黄家棚后随即组织讨论分析，为加快行军速度又要避开延陵十字街口的日军岗哨，唯一的道路就是从七房庄西侧圩埂下的涵洞进去，走出涵洞过河上北岸直奔延陵东街昌阁祠，这条线路最近，去得快，也撤得快，后经侦察西天荒向北是一条小河直对圩埂下涵洞，因冬季雨水少，河水不深，派人进去试探水位只到胸部下面，与外河水位持平，唯一的就是正在年前的寒冬腊月，天气十分寒冷，吴仲超问：“大家有没有决心，怕不怕冷？”大家一致同意按时攻打昌阁祠日军。除夕前夜，吴仲超带着30多名战士出发，从朱家棚西河边转入到圩埂下的涵洞，下水后大家咬紧牙关钻进冰水刺骨的涵洞出口，再过外河水面，上岸直奔延陵东街昌阁祠南门。23时，南北门两路新四军同时袭击，打进昌阁祠，击毙日军留木队长等30余名。

在这次战斗中驻黄家棚新四军战士牺牲三名，负伤两名，在撤退时他们将三名牺牲的战友轮流背着，回原路穿过圩埂下涵洞，将三名尸体就地埋葬在涵洞南的河边上。后随即转移到黄家棚过夜。黄家老小见他们胜利回来，感到兴奋，并将早已准备好的姜汤送给他们喝，同时还准备了一只羊，杀后烧几锅羊汤并放些辣椒粉送给每个战士吃，同时每户挤出衣裤给他们换上，这真是军民鱼水之情的体现。吴仲超与庄湖村新四军分析：东至珥陵日军，西至九里日军会同时组织向延陵“扫荡”报复。在侦察中发现九里日军化装成老百姓来延陵昌阁祠查看，并偷偷地将日军尸体拖出镇外埋葬在延陵镇西的“西安塘”。大年过后的正月初五，驻丹阳日军又派一个连的兵力到昌阁祠内，并四处抓捕新四军，最终都是徒劳。

驻黄家棚新四军在陈毅司令员等领导的指挥下，除了寻机打击日军外，还承担宣传发动群众，张贴标语建立新四军根据地的任务。在驻望仙黄家棚的几年中，配合丹阳方面的新四军作战十几次，歼灭日军、伪军多达一千余名，吴仲超在组织攻打延陵日军时不幸英雄牺牲。吴仲超现仍埋葬在延陵镇西侧的烈士陵园里。

北撤的那天晚上，新四军将黄家老小聚集到一起，感恩多年的鱼水之情，大家脸上都挂满了泪水，黄家老少都希望他们今后有机会再来。

解放后，自从望仙村办小学起，就有老师丁志毅、朱国荣、方珍宝、蔡兰娣等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夕带领学生去圩埂下的南河边新四军烈士坟前默哀悼念。同学们将采来的一束束野花放在坟的周围，老师教育学生不忘先烈，永远铭记他们。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四）

李锁连、陶锁林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8日

王忠海，1917年出生于建昌镇一字村（现今直溪镇吕坵村委会），1938年下半年参加农抗会，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茅东县建昌区区大队战士。

      1944年春，中共建昌区委根据中共茅东县委“扩大武装”的指示，决定到三里桥伪军据点去夺枪。

3月21日上午，建昌区区大队请三里桥伪保长史金奎出面，借他父亲做60大寿机会请伪军们到他家吃寿酒，将伪军调出据点。这天，三里桥据点的伪军大部分到史保长家吃寿酒去了，只留下8人值班。王忠海等人化装成私盐贩子，分两组向三里桥两头夹击。

三里桥南北桥头各有一个伪军站岗，见王忠海等人就上来盘查，假如是贩盐的那就是敲竹杠的机会到了，要检查他们挑的担子。王忠海等人趁伪军检查时，突然拔出短枪，对准伪军，缴了伪军的枪后退出子弹，将空枪仍让伪军背着，要他装着站岗的样子应付来往日寇的军车。

王忠海把一个手榴弹绑在一个伪军的后腰上，拉出导火索，袖着手装成暂时歇脚的模样，警惕地注视着公路两头。并警告伪军，如果敢向日寇透出一点口风，就别想活命。这时区委薛晓春书记和眭中区长带领区大队解决了碉堡里另外6名正在值班的伪军，缴获了27支步枪、3箱手榴弹和5箱子弹，然后撤出三里桥。当区大队走到离三里桥四五里路的储庄时，听到三里桥方向传来了零乱的枪声。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三）

李锁连、陶锁林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7日

 抗战时期，王小龙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多次执行锄奸任务，成为远近闻名的杀敌能手。敌人对他又怕又恨，千方百计想捕捉他。 1942年3月，因密探告密，王小龙不幸被捕。在潭头村据点，日寇将他绑在大毛竹梢头，一会儿将他浸在水里，一会儿提上来逼供，要他说出新四军部队领导的隐藏地点，他始终不招供。

      第二天早上，王小龙为了脱身，心生一计，对日寇比划着说，他知道有一批枪支弹药的埋藏地点。日寇派了一个小军曹，带了五六个日寇，押着王小龙去找。王小龙领着日寇穿过吕丘街来到孟岗村。孟岗村到处是竹园，王小龙想瞅个空子钻出竹林脱险，由于日寇盯得紧，此计没有成功。王小龙又领着日寇向孟岗村后的吉家棚走去。吉家棚后有一条河。靠船摆渡到对岸，王小龙身强力壮水性好，欲趁渡河时将船弄翻。上船时王小龙故意将船弄歪。船只灌进小半船水，没有翻，此计又没有成功。渡过河来到贺家村，王小龙对日寇比划着说，枪就埋在这个村子里。日寇按照他指的地点去翻找枪支，只留一个日寇小军曹看押他。王小龙灵机一动，比划着对小军曹说：“这西边小塘里也藏着枪。”王小龙找一根竹竿在塘边东捣捣、西戳戳，比划着对他说:“这里有响声，枪就在塘底。”其实这是老百姓沉在塘底的树段子，小军曹信以为真，接过王小龙手上的竹竿，到塘边上去探查。

      王小龙见四周无人，猛然捧着小军曹的屁股往河里掀，那小军曹头朝下脚朝天栽到河底。王小龙趁日寇在水中挣扎，就去夺他的短枪，拼命将枪往上拉，哪知枪柄上有两条皮带套在小军曹的手臂上，王小龙夺枪时连他都拉出水面。王小龙赶紧又将小军曹掀到水底，再次拔他的短枪，两次都没有成功。王小龙怕其他日寇回来，便将小军曹又掀进水里，淹得他七死八活，他猛地转身上岸，向小树林跑去。日寇小军曹从水里挣扎着爬上岸，大喊大叫，其他日寇闻声跑来，王小龙已跑出几截田埂了。日寇朝他乒乒乓乓地开枪，王小龙在田野跑着S形路线躲避枪弹，但肩膀上还是中了一枪。他咬牙拼命跑，穿村过庄，将日寇远远抛在后面。王小龙跑到建昌镇东北角王灵官庙时，庙里的和尚将他藏了起来，还把沿途的血迹铲干净。日寇顺血迹找来，追到半路上不见了血迹，不知王小龙朝哪个方向跑了，只好垂头丧气的回据点去了。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二）

陶锁林、李锁连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6日

1941年2月的一个细雨天，马洪庚和马有庚在家门口锯木板修船，忽见怀山区农抗会主任张松柏朝他家屋后的羊厩小屋跑去，躲进了羊厩旁的青草堆里。马洪庚知道，这肯定是有敌人追来了，连忙前去帮他把青草盖好。

过了片刻，果然从白塔追来十几个日寇和伪军来到他们跟前问：“刚才跑过来的人到哪里去了?”马有庚说:“我们只顾着拉大锯，没有看到什么人过来。”这时，日寇拉下马有庚，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还把他摔倒在地，用枪托连砸了几下。看来不说日寇是不会放过他们的，马洪庚用手一指说:“朝着和尚桥方向去了。”日寇听后信以为真，立刻向和尚桥方向追去……。

马洪庚立即从家中找出了蓑衣和芦帽，拿了一把锄头，到羊厩小屋草堆里叫出了张松柏，让他穿上蓑衣、戴上芦帽，扛着锄头，朝日寇追的相反方向离去。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一）

陈清凤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5日

 1949年4月上旬，江南春暖花艳。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进，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的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我是1945年10月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撤时奉命留守在茅山地区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的。那时新四军茅东留守处负责人（特派员）张仲英要我掌握建昌区党的一些支部活动，兼任中共天湖乡党支书、乡长，并领导圩外十字河（在东大亭境内）王小虎这个地下交通联络站。我们历尽腥风血雨的严冬，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自然欢欣鼓舞。我按照上级部署，积极宣传群众，瓦解国民党在地方上的武装，以接应大军南下。

      当时，东大亭地方南接金坛城至茅山一带的公路，北傍金坛城至直溪、丹阳的运河，是金坛城通往西边一方的咽喉之道。国民党在这里统治的地方武装是莫虎松自卫团。为迎接大军南下，我同交通站长王小虎同志商定，用“攻心战”促其投降缴械，在大军到来之前消灭国民党在这里的地方势力。

      王小虎同志负责探听莫虎松近来的动向。他了解到莫虎松在四月大军压境之际惶惶不安。一次，莫虎松看见国民党部队溃逃了，说什么：“他们倒跑得快，老子往哪里跑！”王小虎还了解到，莫虎松家住建昌西袁村，平时爱听他老婆的话。莫的老婆是个家庭妇女，没有跟莫做过什么。

      我根据王小虎探听来的情况，就找了莫虎松的妻子单独谈话。我对她说：“现在国民党的主力已在长江以北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我百万大军即将向长江以南进军，歼灭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即将垮台，金坛就要解放了，茅山地区就要解放了，全国就要解放了。你叫莫虎松想一想，他的那几条破枪是准备救国民党还是准备救自己？你应该叫你丈夫早点放下武器，交出枪支，得到宽大处理，才是唯一的出路。”莫虎松的妻子听了，像是顿开茅塞，说我讲的有道理，解了他们的忧愁，表示一定叫他丈夫跟我们联系。

      过了两天，我叫王小虎联系，找莫虎松谈判。晚上在王小虎家里，我向莫虎松提出两条要求：一、交出全部枪支弹药；二、解放自卫团。莫虎松说，只要保证他和他家庭的安全，愿意接受这些要求。

      22日上午，莫虎松说下午向我们缴枪，叫我们到东大亭丁字路口接收。这天下午，莫虎松撤回了他所有的人，由东大亭而来。当双方来到东大亭横排路上时，情况忽然紧张起来。莫虎松手下的一个排长见我们人少，便举起手枪，恶狠狠地说：“打死他们，团长下令吧！”那时，要是真的打起来，我们来的人将全部牺牲。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我自1926年参加革命以来，为了民族解放，为了穷人翻身，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哪里还怕他们这帮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想到他们当中还存在对国民党抱幻想的人，需要教训他们一番。于是，我上前几步，严肃地对他们说：“打？我们奉陪到底，我们的队伍就在后面！”莫虎松吃了一惊，那排长缩回了手枪。我接着说：“你们总是有耳朵吧，蒋介石在长江以南设的防线已被我百万大军击溃，战犯将受到严厉惩罚。蒋介石也顾不上你们这么多，自己逃跑了。现在我大军已打到镇江，明、后日就要解放金坛，解放茅山地区。你们要打，我们是要严惩你们的！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给你们一条生路！”莫虎松听了，连忙赔礼说：“不打，不打，我们是来缴枪的！”莫虎松一扭头，喝令那排长放下手枪，接着转身对他的人下令全部放下武器，解散自卫团。这样，我们当时缴获了他们的2支剥壳枪，2支手枪，一挺机枪，60余支步枪，一批子弹。

我们用“攻心战”瓦解了莫虎松自卫团的武装，消灭了国民党在东大亭的地方势力。

      4月24日，金坛胜利解放了，我们欢天喜地。我和王小虎同志，还叫了青年农民朱木海等6人一行，把缴获的这批枪支弹药运到中共金坛县办事处。县办事处主任高俊杰同志写了收条，还奖励了我们。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十）

陆荣生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4日

1943年春，日本侵略军为了封锁茅山敌后根据地，消灭抗日力量，集中了数千兵力对茅山地区展开了疯狂的“清乡”和扫荡。日军在延陵设“清乡”前线指挥部，在白塔镇设“清乡”特区区公所，在潭头村设情报站、特工组、行动队等。日军在茅东地区的据点由原来的51个增加到106个，兵力由原来的3000多人增加到7000余人。日军的警备队、宪兵队及汪伪军天天出动“扫荡”，猖狂地捕杀抗日军民，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日军开始“清乡”，就强迫威逼当地老百姓大量砍伐竹木构筑竹篱笆。大袁村20余亩竹林被一砍而光，筑起一条白塔—潭头—大袁村—直溪桥一条20余华里的竹篱笆，这条竹篱笆是自镇江到江阴300华里竹篱笆的一部分。这条300余华里的竹篱笆自镇江—宝埝—曲阳—青培河—双桥头—直溪桥—东大亭—金坛—常州（沿常金公路）—江阴长江边。敌人以此作为封锁网，阻止抗日军民活动，阻断抗日交通。

日伪军将竹篱笆内划作“清乡”区，竹篱笆外划作非“清乡”区，茅东县绝大部分地区都划为“清乡”区。日伪军在“清乡”区内建立保甲制度，清查户口，换发“良民证”，并派遣大批特工、情报人员化装成乞丐、货郎、算命测字先生，在村中刺探情报，采取突然袭击等手段，大肆疯狂地捕杀抗日军民。

日军构筑的竹篱笆经过直溪桥、大袁村、潭头村向白塔、金坛方向延伸，经过大袁村的竹篱笆，自潭头沿大袁村东紧挨老虎桥东侧向西直溪方向延伸，而大袁村的田地绝大部分在竹篱笆以东，老百姓不能过竹篱笆农耕。有一次，陆留荣乘日伪军、保甲长不在，偷偷地将竹篱笆扒开一个洞口，从洞口进出。老虎桥南头10余米处也被扒开一个洞，常有人从那洞口进出。潭头日伪据点常有伪兵来堵这个洞，堵上了又被拆开，因为老百姓要耕作要活命。有时日军派人在看守，有时日伪兵亲自在看守，老百姓就乘看守未到岗就穿越过去，待看守下岗后才回家。日伪兵总想抓到一个示众，但总是抓不到。

陆留荣雇在本村袁如龙家放牛已几个年头了，1943年6月的一天，袁如龙让陆留荣起大早乘看守人员未到岗穿过竹篱笆到田里采些豇豆、茄子、辣椒之类蔬菜回来当中饭菜，必须赶在鬼子到岗前赶回家。他起得很早，挎着篮子，拆开洞口，一只脚刚刚跨过洞去，躲藏在洞口附近棉花田里的日伪兵朝天放了一枪，陆留荣被日伪兵抓住了，被鬼子用麻绳五花大绑牵在手上。这时，村上大部分人尚未起身。鬼子不离去，待到村民全起身了，牵着陆留荣绕着村子转了一圈后牵到潭头据点去了。鬼子为什么要朝天放一枪？一是威慑民众，二是告知潭头据点的日伪军，抓到一个了。潭头村距离大袁村不足一华里，鸣枪完全听得到。

日伪兵把陆留荣牵到潭头闸背的一个亭子里，亭子四棵石柱，高约2.5米，顶高约3.5米，约有牛车篷那么大小，亭内置一张小长桌，两张长凳和一把椅子，这些都是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桌上搁一台手摇电话机。陆留荣就被反绑在一棵石柱上，脸朝东。只听得那个中国翻译用日本话跟那个日军头目讲着什么，一句也不懂。

这天午后，一个光着屁股赤身裸体的小男孩来到亭里轻声告诉陆留荣，他听炊事员说，一周后，要将陆留荣牵到大袁村砍头示众，这个男孩儿生得特别小巧，但年龄已十几岁了，只比陆留荣小2岁，他是大袁村戴火庚的外甥，陆留荣的远房亲戚，名叫尹洪福。陆留荣叫尹洪福为自己松了绑，但仍佯装绑着。洪福常到炊事房去玩，在炊事员的保护下，日伪军对他也不怎么样。

陆留荣听了浑身发抖，想逃身，但不知如何逃脱。上午10点许，白塔据点又打来电话，命令潭头据点严加看管，决不让逃离或被营救，一周后游村集会刀砍示众。这些都是陆留荣亲耳听到的可靠消息。怎么办？他横下了一条心，唯一的出路是逃脱，不跑则死成了，跑有百分之五十的生存希望。

午后12点半左右，那个汪伪兵看守生性爱打瞌睡，这时，他又坐在椅子上打起瞌睡来了，枪倚靠着椅背。看守的头左一摆右一摆，前一俯后一仰的，口涎顺着下巴流淌在衣襟上。陆留荣见看守已睡熟，轻轻地摔掉佯绑着双手的绳索，蹑手蹑脚地走出了亭子。聪明的陆留荣向反方向跑到了闸北的河埂底下，而后扎猛子钻进了芦滩，从芦滩转到大沟嘴从王家码头回到了大袁村，碰到了袁如龙，他教陆留荣赶快躲到汪秧田去，那儿有牛车篷，可以暂时歇歇脚，那儿有香瓜，可以解渴充饥。陆留荣躲到汪秧田牛车篷不多一会儿，袁如龙拿着衣服赶到了，教他赶快跑，他说村上有一个人拎着咸大蒜头去潭头村了，很可能是去告密。说完，袁如龙离开了，陆留荣犹豫了一会儿，正准备逃往小清培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北头河埂上和陆家棚那边两路日伪兵向牛车篷包抄过来，他很快躲到黄豆田里，黄豆田里牵满了瓜藤。他本想躲藏到中间一方茂密的黄豆田里，可来不及了，只能勉强躲藏到最西边这块长得较瘦弱的黄豆田里，躺在西边第二土仑的中间。事后才知道这块瘦弱黄豆田是李友庚家的。他紧紧地贴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日伪兵绑着陆留荣父母，在田埂上高喊：“留荣……快出来！出来不要紧！你不出来，爹娘就要下石灰塘了……”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喊了多少遍，陆留荣知道是鬼子玩的骗术。

那一片有几十亩黄豆田，日伪兵分头几乎找遍了每一土仑，越茂密的地方搜寻得越仔细，可西边李友庚家这块瘦弱的黄豆田没去搜寻。鬼子为什么不去搜寻？是无意吗？不是，是敌人太愚蠢。

陆留荣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他决意要打倒日本侵略者，于1945年2月参加了抗日战争，1945年10月北撤参加了解放战争，1951年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九）

吉荣华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3日

在金坛建昌镇西家塘，提到曹生根，村民们都会自豪地向你介绍他的不平凡的故事。

曹生根1910年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贫苦农民家庭，他一出生后，由于父母子女多，仅靠几亩地维持生计，曹生根小时候就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在念了几个月的私塾后，他就开始为地主家放羊，喜欢学习的曹生根经常在羊儿吃草时，用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画画。

转眼间，曹生根在艰难困苦中长到了16岁。一天下午，曹生根把羊群赶到村后山坡上，由于中午吃的山芋粥，肚子有点饿，他就想去采几个野梨吃吃，这时，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男子朝他走来，他面带微笑，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今年多大啦？”曹生根说：“16岁。”那人又说：“跟我参加新四军，有饭吃，也有前途。”曹生根问：“你们是保护老百姓的吗？”那人说：“专门跟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老财对着干，为穷人出气，直到让穷人翻身做主人！”曹生根听了激动地握紧了拳头，高兴地说好啊。随后便趁着夜色，跟这位中年男子来到了部队。

1945年，曹生根已经成长为新四军的一名排长，当时，国内内忧外患，战争形势极其严峻。面对国民党的凶残剿杀，新四军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决定北撤。北撤前，江南留守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任命曹生根为建北乡（现建昌）党支部书记，受江南留守处领导，开展地下工作，为全国解放做好准备。

到了年底，新四军茅山特派员张仲英派曹生根押运一批“抗币”过江，交给设在苏北的江南办事处。曹生根先和几个战士把抗币运到了扬中，准备再运过江，送达江南指挥部。那是一个雾气沉沉的深秋的黑夜，曹生根带着两名战士，化妆成做生意的小贩，摇着橹，撑着小船，行至八圩港码头，码头早在年前就被国民党封锁。几名国民党士兵看到他们，立即挥手示意靠岸接受检查。

曹生根对两名随从使了个眼色，意思叫他们不要惊慌。他赶紧把船靠岸，笑嘻嘻地掏出几包烟，每人发了一包给国民党士兵，又每人递上一个红包，忙不迭地说：“老总请多关照，老总请多关照！”几位国民党士兵一看今天运气不错，碰到位大方的，顿时客气了许多。为首的那位目光扫了一眼船舱，见没东西，就手一挥，说“快走，快走！”。曹生根见状赶紧叫士兵摇橹开船，不一会儿功夫，小船便消失在夜色中……

过了长江，曹生根他们把绑在腿上和埋在鞋底下的“抗币”交给了那边的负责人，拿了收条，顺利地回到了茅东县政府驻地，把收条交给了张仲英。

曹生根1942 年入党，1995年在建昌病故。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八）

王金娣、曹甲初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2日

革命妈妈

    抗日战争时期，建昌圩的丁家塘村（现今直溪镇新河村委会），成为新四军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基地。1939年12月中旬，中共苏皖区委员会建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丁家塘村召开。这期间，曹金堂一家三代人除参加保密工作外，还为参加会议的部分工作人员忙吃忙住，对新四军干部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曹金堂的妈妈被干部亲切地称为革命妈妈。曹金堂十二三岁的大女儿曹素凤站岗放哨，机智灵活，大伙叫她红丫头，受到丹南中心县委的高度赞扬。

    掘铁路

1941年春天，曹金堂积极为新四军兵工厂筹集物资。一天夜里，他与游击队员一道去沪宁线新丰车站附近，掘断铁轨，把它用小木船运回北天荒湖，先沉人水底隐藏，后又把这批钢轨送往天荒湖潘家墩兵工厂做原料。

活捉伪军

1941年夏收夏种结束，地处天荒湖北岸的潘家墩新四军兵工厂开始制造手榴弹，引起了上新河镇据点伪军的注意。敌人派一伪军到附近的蔡甲村西北角小木桥边的牛车棚，向歇凉的农民刺探情况。曹金堂根据群众的反映，随即约了曹子恩，也到牛车棚里去歇凉。曹金堂一面进牛车棚，一面自言自语地说：“日头太毒，进棚歇歇凉吧。”曹子恩坐下掏出一支香烟吸起来，顺手又递一支给坐在身旁的伪军：“你抽烟吗?”当伪军接烟时，曹金堂的“枪”已顶在他的背上：“不许动，新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就这样，一支烟换了一杆枪。曹金堂最后对伪军说：“当汉奸是可耻的，你没了枪也不好向上级交代，还是回老家去吧！如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们。”伪军夹着尾巴点头哈腰退走了，这支枪后经上级同意归曹金堂使用。

除奸

1943年冬天，有一天得到情报，丹阳县城有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林某回到老家建昌镇结婚。曹金堂等人趁他家喜庆热闹的时候，进入附近农家潜伏，等到席尽人散之时，一下子冲进他家，勒令他跟着走。这个汉奸横蛮拒绝，曹金堂等人当场将他击毙。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七）

曹须根、韩小林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1日

蔡继三、字世泽。其父亲蔡枫，是晚清时期的一位秀才，秀才虽不是什么官，但也算得上得了功名，那时候在庄城一带，很有些名气，家中有几十亩田地，生活也比较富足。

大概到了1917年的时候，为了维护地方治安，蔡继三凭着岳父的关系，当上了白塔区警察局局长，管辖范围涉及白塔、庄城、吕坵一带。据老人们说，蔡继三在任警察局长期间，其首要任务是打击茅东地区的土匪（当时土匪常来庄城一带抢夺、烧杀），惩治地方上的恶霸。

老人们还说：“蔡继三任局长时，他有个规矩：即不强取豪夺、敲诈勒索；不欺男霸女，为非作歹；不祸害乡里百姓。在那个时候，老百姓对他的口碑很好”。

1933年以后，由于岳父的离世，蔡继三的警察局长就不当了，那时，蔡继三虽然不当局长，但是凭着他个人的人品，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为：“蔡先生”。在金坛北门外到茅山西边，他的声望很高，他先后收的门徒不下一百多人。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蔡继三就凭着他的声望，解决过许多邻里纠纷，平息过多次村与村之间的械斗，教训过不少恶霸地主，也有效地打击过一些地方黑恶势力。

蔡继三疾恶如仇，他曾经发誓：决不与日寇为伍，要做一个有良心的真正的中国人。

蔡继三作为乡里很有名气的“大先生”，在那烽火岁月中，他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我们地下党更是记在心中。一定要团结他、争取他，与这些社会名流结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很有必要。

从1937年年底到三八年春天，我地下党领导，像蒋铁如、薛晓春等人，多次秘密上门拜会他，跟他做统战工作。哪知，蔡继三欣然同意，鉴于他“大先生”的特殊身份，我们地下党只希望他在暗地里配合抗日工作……。

果然没过几个月，蔡继三的弟子叫郭小康，真的勾结珥陵的鬼子，当了汉奸。他好多次把地下党游击队的情况报告给鬼子，使我庄城一带的抗日力量蒙受了一定的损失。游击队队长蒋三保，几次想除掉他都没有得手，哪知郭小康自当上了汉奸以后，行动更加诡秘，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来，蒋三保直接找蔡继三说明情况，并要蔡继三出面，协助除掉这个汉奸。蔡继三十分气愤，二话没说，便按照蒋三保的计划步步实施。第一步：蔡继三以先生的名义，设法通知郭小康，秘密地约他来庄城吃饭，地点由郭小康定，首先不能在饭馆，要在郭熟悉的农户人家，时间要在晚上；第二步：郭小康如来赴宴，游击队员要秘密地盯好郭小康，情报要及时传递。

没过几天，郭小康得知蔡先生要召见他，开始有些怀疑，但他又一想，蔡先生是自己的先生，为人正直，决不会出卖他。况且时间、地点都是自己定下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放心地来与先生会面，在喝酒时，郭小康察言观色，似乎在先生身上找出什么破绽。哪知蔡继三谈笑风生，与往常一样，异常地镇定自若。郭小康没发现什么，心也放下了，酒足饭饱以后，郭小康对蔡说：“我什么人都不怕，就怕蒋三保”。蔡继三笑着说：“你不做亏心事，怕他什么？今天有我在，蒋三保又能把你怎么样？”蔡的话音刚落，忽听有人敲门。郭小康一下子紧张起来，立刻躲到蔡继三身后，郭对蔡说：“如果是蒋三保，蔡先生一定要救我”。蔡继三对郭说：“你别怕，敲门的人不一定是蒋三保，你坐好了，我开门看看”。说时迟，那时快，蔡继三两三步便到了门边，把门一开，来人的真是蒋三保。蔡继三与蒋照面了一下，便出门回家了。郭小康看见了蒋三保进来，已吓得瘫在地上哼哼，蒋三保等几个人架走了郭小康，在丹阳县黄灵官庙前门池塘边，用绳子勒死了这个可耻的汉奸。

蔡继三是个人物。庄城一带还有一个传奇人物，他叫吴甲寅，此人在抗战前夕，就自己拉起了一支百十号人的队伍。其目的是防土匪，保家乡。这支队伍称为自卫队，吴甲寅自封为“司令”。抗战爆发以后，他的自卫队越发壮大，人数有二、三百人，昔日的自卫队，改名为自卫团（后被新四军收编，改为西北抗日游击队，吴甲寅任司令）。

在那抗日的年代，我们党为了争取这支队伍，陈毅司令员等一些新四军领导着实费了一番心事。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份，陈毅司令与蒋铁如两位领导，随行还有两位警卫，一行四人经过化装，在某一天上午秘密地来到庄城，与吴甲寅商谈收编事宜。吴甲寅非常热情地接待了陈毅一行，还盛情地款待了午餐。饭后，陈与吴又继续商谈抗日大事，大约两、三点钟的光景，陈毅一行要回建昌，吴甲寅高兴地把陈毅同志送出去很远（那时候，庄城还没有日寇的据点，日本鬼子只是在丹阳的珥陵镇设置了据点）。

陈毅一行，告别吴甲寅后直奔下蔡村。

陈毅一行为什么要去下蔡呢？原因有两条：一要拜会一下这位地方上有名的蔡大先生；二是要结识蔡继三这样的社会名流，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再则，这次拜会是顺道，从下蔡取道，从天荒湖乘小船回根据地。

陈毅一行人到了蔡继三家后，蔡继三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寒喧之后（当时，下蔡游击队小组的几位同志，暗哨已经布置完毕），蔡继三请陈毅、蒋铁如到二进厅堂坐下，边喝茶边听陈毅介绍抗日情况。蔡继三认真地听着，还不住地点头，大约过了四十多分钟，有一位暗哨战士急匆匆地跑回家说：“不好了，鬼子到村口了。”陈毅忙说：“来了多少鬼子？”战士说：“大约有二十来人，这伙鬼子大概是从珥陵来的。因为庄城还没有驻扎鬼子”。蔡继三说：“陈司令，你们几个人先到后进躲一躲，外面由我来应付”。

说完后，蔡继三连忙收拾好茶具。自己一个人独坐厅堂，抱着茶壶独饮。这时，鬼子的翻译官领着一个日军小头目闯了进来，而其余的日军在村的几个路口站岗戒严。

一到二堂，看到蔡继三一人，鬼子叽哩哇啦对翻译说了一通，日军翻译对蔡继三说：“蔡先生，皇军得到情报，说今天有一个新四军的大官，从庄城过来，到你这儿来了，可有此事？”蔡继三沉着镇定地回答：“我今天肚子不太好，下午没有上庄城，一个人在家喝喝茶，谁也没有来过，我就这几间矮房，不信你们搜一下不就清楚了。”日军小头目半信半疑，挥舞着指挥刀，示意要搜家。蔡继三对翻译官说：“陆翻译，我好像在庄城茶馆里见过你两次，你一定打听过我的为人，我这个人从不问政治，我关心的是我收的百十个徒弟的情况……”蔡说完后继续不慌不忙地喝着茶。这时，翻译官又对日军小头目哇啦哇啦的说话……

确实，这个翻译官为了在庄城这个小镇，为日军找据点，几次便装来庄城查看，在茶馆里曾见过蔡继三，也打听过蔡继三的情况，对蔡的人品、威望有一定的了解，这一次，如果贸然行动，得罪了这位“大先生”，日后要在庄城安了据点，这位蔡先生或许对皇军有用。翻译官在与日军小头目的讲话中，似乎也包含这层意思，看得出，日军头目听了翻译官的话后，也点了点头，并收起指挥刀。翻译官换了一种语气对蔡继三说：“蔡先生，你是个有名气的人，我相信你说的话，搜就不必要了，以后我们来庄城，也希望你为皇军效力。”蔡继三说：“好说，好说”。这时，鬼子把手一挥：“开路开路的”！

鬼子一伙走了，陈毅一行在蔡继三的沉着掩护下，成功脱险。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六）

陈清凤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0日

 1944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在茅山地区的日寇想抢走该地区老百姓的粮食，以此来打击抗日的力量，这时我们展开了反抢粮的斗争。

      农历二月间，茅东县的中共地下党得到可靠情报，盘踞在丹阳的日寇与直溪据点的日寇串通起来，将于二十日开船到直溪一带抢粮运往丹阳。按中共茅东县的部署，这次我的任务是于十九日在丹阳至直溪水路的建昌段筑坝，阻挠次日丹阳日寇的船只进入直溪。通过侦察，了解到从丹阳至直溪的船只最近的一条水路必须经过建昌周家村附近的一段河道，于是我决定在周家村附近河道的井庄处利用河旁的泥土和土地庙的砖石来筑坝。十九日上午，我派了肖钟林同志通知附近的地下党支部，准备当天晚上的行动（1943年开始，为了防止敌人的“清乡”破坏，中国茅东县地下党组织实行单线联系）。

      这天深夜，天上月光朦胧，地上寒风冷峭，离井庄方圆七、八里路的东面团头，北面延陵，南面直溪等几处日寇岗哨里的探照灯光已经昏昏沉沉。这时，十字沟地下党支部书记胡立正带领其支部里的党员和民兵积极分子赶到井庄河堤。随后拔亩村，杨家舍村的地下党员也都赶到。深夜里的井庄河堤静悄悄的，一座土地庙模糊地立在河道旁。我想现在是动手的最佳时间了，就下令负责放哨的肖钟林同志剪断了丹阳日寇通往直溪据点的电话线，并指示同志们行动。大家乘着昏暗的月色，用草包灌满泥土沉入河底，然后拆了河道旁的土地庙，用挑箕、绳索把土地庙的砖石、瓦片填入河中，并在河中打下木桩。约两个小时，一道拦截丹阳通往直溪水路的坝就筑成了。

      二十日上午，从丹阳开来的日寇运输船刚到井庄时就被堵住了。据目击者说，船头上的日寇船长打了领路的汉奸两个嘴巴，气势汹汹地喝道：“这是谁干的？”汉奸吓白了脸，支支吾吾地说：“昨天白天这里还通航的。”日寇队长似乎明白了什么，抽出雪亮的刺刀，在空中一挥，进而指向岸上，像一只凶恶的野兽咆哮起来：“是游击队阻挠皇军收粮，给我捉起来！”汉奸哭丧着脸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呀！黑夜里，他们带人凿毁金杭国道，骚扰皇军西进，还袭击据点，打死皇军‘清乡’的指挥官；白天，他们又混在老百姓群里，出没在街头，枪杀特工组长、乡长。”日寇队长听了，觉得这个地方不可久留，就问汉奸：“还有什么水路可走？“汉奸说可以绕水路走香朝河进入直溪。

这伙日寇开船到达香朝河的一百桥时，魂飞丧胆。原来，跨于香朝河上的一百桥已经倒塌，巨大的条石卡死了通往直溪的桥口。这是昨夜荣炳一带的地下党干的。日寇强盗又一次碰壁，害怕我抗日军民会从天而降，炸毁运输船，因而仓皇地开船溜走了。

      我们的行动使日寇这次抢运粮食未能得逞。1944年，茅东地区军民反抗日寇抢劫粮食的序幕由此拉开了。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五）

石 楠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9日

曾是铁骨铮铮的新四军老战士张松柏，离开我们已10余个年头了。每当我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便有许多往事浮上心头。

张松柏于1914年出生于金坛建昌圩和尚桥畔（现今直溪镇天湖村委会）的一个贫苦农家。童年时私塾里的两个先生对他后来的影响很大。一个站柜台出生的薛廷彦老先生开始教他《百家姓》、《三字经》，让他学会了加减乘除。此公有句名言：宁可养个飞墙走壁的，不要养个沿墙挨壁的。他鼓励学生“乱说乱动”，不要“一坐下来就打瞌睡”。儿时的松柏受其“影响”，调皮异常，经常被他父亲拎着耳朵跪在孔老夫子像前。另一个“科班出身”的周汝年老先生，教他《论语》、《孟子》，给他讲岳武穆、文天祥。此公教学严规矩大，教过的古汉语学生认错一个字要打一记手心。张松柏后来是在这位先生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7年抗战爆发，张松柏“逃兵荒”先去了江西南昌，后又跑到湖南长沙，其间他为谋生曾参加当地的“难民宣传队”，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活话剧”。

1938年春，张松柏回到金坛。这年6月，陈毅司令员率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地下党党员周汝年，时为当地农民协会的会长。周安排张松柏在当地（叫“和尚桥”的村子，今直溪镇建中村）“坐馆”（当私塾先生），协助组织“青年抗日自卫队”。张松柏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于1940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未久，建昌圩和尚桥党支部成立，他任宣传委员。

1940年初夏，因汉奸毛扣子告密，日本宪兵队逮捕与张松柏同一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张元富。敌人强迫张带路去抓张松柏和党支部其他几名成员，张故意将敌人带向相反方向的小袁村，张松柏才得以逃脱隐蔽。张元富在日寇据点被吊关7天7夜，遭严刑拷打拒不吐实，结果被敌人狠捅七刀死去。张家给他收尸安葬的当天晚上，张松柏和支部书记魏光裕、组织委员冯金元，买了香烛萡纸，冒着雷鸣电闪去其坟上鞠躬致哀。张松柏讲究的就是个革命情义。

张松柏自从1940年参加新四军之后，历任苏南革命根据地沈渎、建昌、怀山等区区长、区委书记，镇丹金县委青年部长、茅东县军事科长，曾直接组织并参加了解放金坛的战斗。当时的日本鬼子，听到张松柏的名字就心惊胆战。

全国解放后，张松柏好长一段时间仍在部队工作。1964年，他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工作，不久担任上海卷烟厂党委书记。一次他去看望一位革命长辈蒋铁如。蒋在大革命时期就跟管文蔚等一起在金坛、丹阳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抗战初期，他又与朱春宛、李钊等同志一起，为开创以茅山山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蒋任茅东县县长时，张松柏是其最得力的部下。在建昌圩芦苇荡沟汊中，他们生死与共对日寇汉奸开展殊死的斗争，革命情感深厚。这次会见，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张松柏讲：“松柏呀，你到上海来工作了，地方工作比军队复杂，你现在有职有权，要特别当心‘糖衣炮弹’，切莫掉进‘老虎口’里！”他随即拿出一本上海市委主办的《党的生活》给张，告诉张上海有几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已被坏人用金钱、女色拉下水了。

1975年2月初，张松柏最后一次去看病危中的蒋铁如，蒋含着眼泪紧握着他的手说：“好好一块棉花田，想不到被野草长没了！”张松柏当然领悟：老领导是在感叹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被“四人帮”搞糟了。他当时也刚从“牛棚”出来。1967年2月，张松柏被上海烟草机械厂的造反派关在一个叫“红专大楼”中，要他承认是“叛徒”、“特务”，要他乱咬昔日的战友同事。张松柏以当年战友张元富那种面对考验威武不屈的精神激励自己，坚持原则不说假话，结果受尽了侮辱与折磨。

1987年，张松柏曾自编自印了一本《长春野草集》的诗集，1995年9月他来金坛前曾邮寄赠我。诗集中收有1967年他写于牛棚的一首诗：

丢开个人的名誉地位，

       师道尊严，

       像化验室里的小白兔一样，

       让医生去解剖化验。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是考验，

       在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

       也是考验。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绝不拿原则做交易！

       坚信党的阳光，

       会照进这座阎王殿！

张松柏没有辜负革命前辈蒋铁如的殷殷嘱咐，也没有辜负党多年来的培养和教育。他在全国有名的上海卷烟厂当“一把手”数十年，一年四季穿着普通衣裳，吃的粗茶淡饭。他在金坛有许多亲戚，没听说谁沾到过他的“光”。他的大儿子张年洪，曾是笔者中学同学，大学落榜后几经周折，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一家工厂上班的。1995年6月，我与范学贵同志为征集抗战胜利50周年有关文史资料去上海专程采访他。他的家不在闹市，一套简陋狭小的老房已“三十年不变”。老式家具、水泥地面，一点“现代化”气息都没有。这年9月底，全国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张松柏老少四代10余人，从上海、南京等地汇聚故乡金坛，看望乡亲父老，寻访过去的战斗足迹。笔者曾同市委农业部的吕怀玉、蒋宽生一道，全程陪同他。

张松柏曾向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张阿罗坦然表示：“我这次故乡之行，一是要让儿孙们与我一道寻访过去的足迹，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二是我要看望我那些已长眠地下的战友，告诉他们革命已有后来人；三就是我想告诫家乡的父母官，共产党人应该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忘记了老百姓，江山就坐不长！”

这年的国庆节那天，风和日丽。张松柏会同金坛的亲友约20余人，由他亲率登临茅山。他代表新四军老战士、前杭州市委书记周峰，并将他俩合作的一首七律《忆茅山抗日根据地》，经金坛的书画家范石甫书写装裱后，郑重地献给了新四军茅山纪念馆。此诗写道：

巍巍茅山聚英豪，临江踞险剑脱鞘。

东进西出指挥部，北上南下桥头堡。

宁沪胸腹粮饷库，敌伪心脏插钢刀。

青山绿水埋忠骨，长江万里浪滔滔。

张松柏当着众多亲友，向当时的纪念馆馆长史建和详细介绍了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历史，语声沉缓地叙述了当年在巍巍群山中与敌顽艰苦斗争的经历，同时赞扬了地方政府长期维护革命老区一草一木的德行和短时间内重建新四军茅山烈士纪念碑的壮举。他握着史馆长的手说：“现在许多人‘下海’经商发财去了，你还能留在这里，在经费少条件差的情况下，做了这么多的事，我要代表当年在这儿打游击的许多故世的、健在的老战士，真诚地感谢您！”

在向史馆长赠送了七律诗的卷轴后，张松柏虔诚地带领其儿孙向陈老总铜像三鞠躬以示缅怀，并率全家在陈毅塑像前留影纪念。他笑着对同来的老战友、原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科研处处长徐文华说：“我今年已八十有零，我这次来这里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这次的金坛之行，也可能是我人生最后‘告别故乡’之行。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一生不阿权势，不欺工农，民为父母，牢记心中，空来空往，两袖清风。待我归天之日去见陈老总，他如若讲我这个小兵还可以，我也就满足了。”

茅山回来，张松柏见他老家建中村村中一条道路仍然坑坑洼洼，他随即找来当时的村支部书记顾金祥。他对老顾说，修桥铺路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善举，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应该时刻关注民生才对。他嘱咐顾书记务必在短时间内修好此路，方便乡民。他还当即掏出500元人民币，说是他“很对不起故乡人民，这是我先捐的一点修路的钱。我张松柏现在当了官，坐小车走柏油路，而家乡父母解放这么多年还走这样的道路，我感到惭愧，也于心不安啊！”

在乡里，张松柏还去看望了一家敬老院。他给那些孤寡老人每人赠送了15元人民币，还抱歉地说：“我也没有多少钱，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有困难，只管找政府。以前的人民政府，老百姓可是一有什么事就往里面奔的。我现在老了，不中用了，但这钱，少虽少，可倒都是干净的！”

大半辈子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张松柏，想不到在回到上海不到三年的时间便溘然长逝了！

记得他返回上海不久，还给我寄来一本他自编且是油印的小册子《晨操十八段》，来信中还与我开玩笑说：古时有“胡笳十八拍”，我八十岁时人问我年龄我常说“十八”，今将我平日所练晨操编写成文并取名《晨操十八段》，你可以照此练练看。如有用，也可推而广之，反正我不收你的“学徒费”，也不想去出版赚大钱。”

在这封很厚的挂号信中，他还把他1993年写的一首言志述怀长诗《律己篇》，用毛笔工整书写寄我。

斯人已去，然风范长存。我现在将这首诗抄录于后，愿作为对自己晚年的训诫与鞭策，也是对这位良师挚友的缅怀与纪念：

早起散步，运气舒胸，舒筋活血，到位放松。

饮食有节，不忌蒜葱，低盐少糖，有酒不酗。

寒来暑往，衣著适中，宽敞轻柔，不求尼绒。

简房一套，独门独用，窗开三面，冬阳夏风。

慢车缓步，直腰挺胸，不逛闹市，力避争雄。

毛笔常练，书法柳公，养鱼种花，乐在其中。

民为父母，寸心永红，历史教训，牢记心中。

遵纪守法，克己奉公，严以律己，仁义待众。

不阿权势，不欺工农，不执己见，亦不苟从。

是非见解，存异求同，修身养性，制怒克冲。

亲朋好友，患难与共，有来有往，热而不冗。

待人以诚，言必由衷，尊老爱幼，民族遗风。

空来空往，两袖清风，后事从简，不得损公。

遗体火花，不建墓冢，骨灰处理，撒在茅东。

书以律己，行则始终，吾子吾孙，切切遵从。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四）

陆幼白、邓景福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8日

曹汝汉，又名曹家祺。1919年9月出生于建昌镇上新河村（现直溪镇新河村委会）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八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后到丹阳县珥陵小学读书。在校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毕业后在本村小学任教。他工作认真负责，虚心向老教师学习教学经验，关心和爱护学生，经常为学生代交书费，帮助学生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

      1937年，曹汝汉与近邻吴小秀结婚，夫妻恩爱，家庭温暖。同年12月，日寇侵占金坛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汉奸、土匪横行乡里，鱼肉人民。1937年底，以陶华阳为首的茅山土匪，洗劫上新河村，烧毁民房100余间。日寇暴虐，土匪横行的现实，激起了曹汝汉的义愤，使他产生了为国效劳，为民除害的思想。

      1938年夏，陈毅、粟裕等率新四军东进茅山地区，开辟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久，曹汝汉的姐夫李钊到上新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富于正义感的曹汝汉深受感动。他经妻子同意，父母应允，经李钊介绍到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举办的青年骨干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曹汝汉表现突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丹北管文蔚部搞军械工作。经常活动在丹阳、武进地区。

      曹汝汉抛弃比较富裕和温馨的家庭生活，离开了恩爱的妻子，慈祥的父母，亲爱的兄弟，奔向抗日救国第一线，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体现。

      1939年春，因工作需要，曹汝汉被调到丹阳县姚家桥一带搞税收工作。当时的一些税收政策、办法和规定，都是由他因地制宜制定出来经上级审批后执行。曹汝汉在税收工作中，坚持原则，按政策规定办事，从不徇私情。一次，他在姚家桥镇上收税，有个开蚕行的老板跑来找他，要塞给他10块银元，并说：“这点小意思请收下，今后请你多加关照。”曹汝汉严肃地对这个老板说：“请你不要看错了人，我们是新四军，不是国民党。我们收税是按政策办事，不是按人情办事。”这个老板听后，神色紧张，认错说：“我错了，真糊涂，该死！该死！”从此以后，曹汝汉铁面无私的名声传开了，姚家桥一带的税收工作也开展得很顺利。

      1940年春，曹汝汉被调到溧阳山区担任某部供给科长。经组织同意，他将妻子吴小秀带去，被安排在战地医院当护理。吴小秀怀孕后，行动不便，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俘去，经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才得以取保释放。

      1942年6月，新四军回师横山，恢复横山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江（宁）、当（涂）、溧（水）三县行政委员会，曹汝汉任行政科长。随着形势的好转，根据地不断扩大，1943年9月成立了小丹阳区。曹汝汉任该区区委书记兼区长。任职期间，他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斗争，使小丹阳区的抗日火焰越烧越旺，地方政权得到巩固，抗日队伍日益扩大，深得党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戴。

      1943年10月的一天，曹汝汉带一名警卫员到小丹阳区近城村办事，遭当地反动刀会的袭击。他为了群众不受伤害，决定立即转移。警卫员知道曹汝汉不会泅水，急忙从群众家中借了一张小方桌与他一道向村后的大河奔去。到了河边，警卫员将小方桌四脚朝天浮在水面，以帮助他渡河。曹汝汉对警卫员说：“你快过河，上岸掩护”。当警卫员游到对岸时，曹汝汉还在河中间，小方桌直打转转，这时，刀会的恶魔们已赶到河边。警卫员正想回泅营救。曹汝汉看到情况危急，要想脱险为时已晚，为了减少伤亡，保存同志，他严厉命令警卫员：“快跑，不要管我！”警卫员含着眼泪刚跑出几步，就听到背后传来呼呼枪声。万恶的土匪见抓不到活的，便向曹汝汉下了毒手。曹汝汉身中数弹，殷红的鲜血顿时染红了河水。

      曹汝汉牺牲的消息传来，小丹阳区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到处是唏嘘之声。人们怒火万丈，发誓一定要给曹区长报仇，彻底消灭与日寇一丘之貉的反动刀会，将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不久，当地抗日军民将反动刀会彻底粉碎，罪恶累累的反动刀会头目，受到了严惩。

      解放后，为了纪念曹汝汉烈士，小丹阳区的干部群众重修了烈士陵墓。曹汝汉走出温馨的家庭，报效人民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流芳，万古长青。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三）

周球生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7日

 薛晓春，1919年10月生，江苏泰兴人。1938年参加抗日青年先锋队、青抗团、任侦查科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起先后任中央茅东县建昌区区委委员、区委书记、县武工队长，主持茅东县工作；1948年起任茅山工委委员，仍主持茅东县工作；1949年起先后任丹阳县民运部长、农会主席、县长、县委书记；1959年起历任武进县委书记处书记、常州市委书记处书记、武进县委副书记、县长、溧阳县委书记、武进县委书记；1972年开始任镇江地区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农业局长、农办主任；1978年起任中共镇江地委常委、专署党组副书记、副专员；1983年起任常州市人民政府顾问。1985年离休。

  薛晓春祖上原籍苏州阊门。始祖曾当过私塾先生。后因家庭经济日渐衰败，便由苏州迁居至苏北泰兴县。到曾祖父时，他们有兄弟4人，都以种田为业。因缴不起地租，曾参加过农民联合起来的造反斗争。后来迁居天荒湖畔。薛晓春的祖父兄弟两人，也是贫苦农民。父辈则有兄弟3人，老大、老二在忙时种田，闲时还能上书房点书。薛晓春父亲薛松如为老三，则自小整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略识几个字。母亲李氏在泰兴刁家铺薛家庄生下了薛小春。由于薛小春出生农历10月初8，正是10月小阳春天气，故而取名小春。1943年茅东县委书记周锋说：“你这个‘小’字不好，我替你将‘小’字改为‘晓’字。”从此，“晓春”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从小放牛割草

  在薛晓春6、7岁时，就要去割草、放牛、放羊。年岁稍大后，看见人家的小孩去上学，薛晓春亦很想去上学。曾多次要求父亲能让他去读点书，父亲当即说：“一家这么多张嘴要吃饭，上学读书的事，以后再说吧。”那时候，薛晓春除了要放牛外，还要跟父亲下地学种田，帮他做些辅助活儿。薛晓春少儿时比较调皮，冬天喜欢在冰上赤脚跑，冰把脚划破了，就跑到河边敲开冰洗洗脚，再到草垛旁擦擦干，穿上鞋子后回家。有时还喜欢和好多孩子一起玩爬树，薛晓春不但能头朝上爬，还能头朝下爬，每当别的孩子学会了这个本领时，薛晓春便到竹子上去表演顺爬和倒爬竹子的技能，并经常超过别人。他爱打抱不平。从他家到庄城桥约三公里路，途中有个吴巷村是必经之路，该村以吴可如为首的一群孩子常常卡住路口，不让他走，人少了往往会被挨打。于是上、下蔡村就以薛晓春为孩子头，常领着他们去对打。

  加入中国共产党党

  1938年，薛晓春参加青抗团，担任侦察科长。朱指导员和张品山常常一面表扬薛晓春工作积极、胆大、勇敢、机智，一面和薛晓春谈话，交流思想情况。一次朱问薛晓春：“你知道共产党和新四军有什么不同吗？”薛晓春说：“一样的”。朱又十分耐心地对薛晓春说明了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并多次告诉薛晓春：“共产党是由全体党员组成的”，“对党员的要求很严格，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要严守党的秘密，做到不怕苦，不怕死。”薛晓春认真地对他说：“这些我都能做到”，并郑重提出：“我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张品山，他在某村小学教书的一年多时间里，常和薛晓春一起住在“更棚”内，晚上他总讲些革命故事给薛晓春听。时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对薛晓春说：“根据你的要求和表现，经组织审查，同意接受你为共产党员”。并发了一张表格要薛晓春填写。薛晓春说我不会填，他便把表格内容读给薛晓春听了一遍，又说：“你再考虑一下，晚上我来帮你填”。当晚，他问一句，薛晓春便答一句，同时请他作了薛晓春的入党介绍人，并当场宣了誓。三天以后张品山通知薛晓春已经被批准为正式党员，没有候补期。他再次对薛晓春进行了教育，布置了任务，明确今后由他直接领导。这时薛晓春才知道他是新四军先遣支队党内的青年部长。入党后，薛晓春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干起工作来也更有信心，更有劲头，更加心明眼亮。此后，薛晓春便根据出生贫苦、思想觉悟高、斗争积极等入党条件，并经组织审查批准，先发展了“青抗团”骨干李德喜、周留锁、徐大毛、殷正法等四人入党，同时成立了党小组，由薛晓春任组长；后又发展了曹生福、李小龙、陈六宝、薛仁春等人为中共党员。不久，按组织上的要求，便成立了党支部，由薛晓春任党支部书记。

  金坛人民欢庆解放

  在苏南即将解放的前夕，薛晓春接到了一个命令，要薛晓春和高俊杰准备接受金坛。薛晓春便将我党的《元旦献词》等宣传材料交给谢兴伯、罗金铺到金坛城里散发，扰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心，安定老百姓的民心；在国民党乡长等内线配合下，薛晓春等人还缴了直溪、后阳等自卫队的长枪600多支，短枪100多支，同时薛晓春等人还控制了敌人的粮库，防止他们偷运或破坏。1949年4月24日，金坛全境解放。这一天，是薛晓春永生难忘的一天。就在这天下午，薛晓春带着武工队正在直溪镇执行任务，突然在国民党残兵南逃的路上，出现了一支阵容非常整齐的队伍，正快速地向薛晓春等方向行进。“啊……，解放军来啦！”有人高声地呼着。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来到了金坛！可部队经过直溪时，却顾不得喝水、歇脚，一个劲地向前挺进，以追歼南逃之敌。巧得很，路经直溪的解放军是第60军的一支部队，并由金坛老乡、原战友、时任师参谋长的吴可如带队，他见到路边的王春富便不停脚的问：“薛晓春还在吗？”王答：“在，他马上就要过来。”吴说：“我不能等，请代我向薛晓春问好，我们后会有期。”早有准备的金坛人民处处都以最热烈、最隆重的方式，表达了对亲人——解放军的欢迎。在部队挺进的10多条道路上，沿途摆上了烧饼、馒头、米饭、糯米团子、鸡蛋、茶水、毛巾、鞋子等慰劳品。道路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并不时地将干粮、点心等往脚不停步的战士们的口袋里塞。这时老百姓们完全浸在欢庆解放的喜悦之中。

  为了鼓舞和安定人心，下午三点多钟，薛晓春等人在直溪小学操场上，召开了有商会会长，工商业者、地方绅士、乡、保、甲长等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大会。会还未开始，人流不断，越来越多，挤满了整个大操场，后来的青年群众干脆爬到了围墙上、树干上，都想亲眼看一看一直坚持留守，开展隐蔽斗争，来无影去无踪的共产党人，亲耳听一听共产人的讲话声音和宣讲内容，以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同志们，先生们，父老乡亲们！现在我宣布，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金坛，解放了我们茅山地区各个县城和农村。我们时刻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了！”薛晓春的话刚落音，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热烈鼓掌声和欢呼声，此时此刻，薛晓春的心里象喝了蜜一样甜。薛晓春还就献粮献草，支援大军南下，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反动派，解放大上海，解放全中国等，作了宣传教育和动员。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喜讯传遍了各个村落。当天晚上，薛晓春等留守人员和地下党骨干分子，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薛晓春一直兴奋地忙着，不知不觉已经是5天5夜没好好睡觉，连5个脚趾头都挤成一片了。4月底，周边几个县委、县政府相继宣告成立。这时，薛晓春又接到了命令，调丹阳县工作。薛晓春便和奉命前来任职的邓区长、余教导员办理了移交手续，共留下100多人和100多支枪。薛晓春带走了200多名武工队员，一路小跑到丹阳报道。到丹阳参加解放大上海的支前工作，担任支前大队政委、民运部长，主要任务是筹备军粮、军草。这时丹阳成立了军管会，接着成立了县委、县政府，康迪为丹阳县委书记，薛晓春为县委委员，高俊杰为副县长。与此同时，丹阳还成立了公安总队，公安局等机构，原武工队的同志都充实到县公安总队。

  组织支前大队，支援解放上海

  按命令要求，薛晓春到丹阳报道后，内心非常高兴，当时整个城里城外一片欢腾。由第3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负责的华东指挥部就设在县城的戴家花园，准备解放上海的战斗。薛晓春认为，只有认真搞好支前工作，才能保证我军取得解放上海战斗的胜利。薛晓春报道后即参加县委会议，县委决定成立支前委员会、总支前大队。总支前大队要薛晓春组织一个支前大队，由薛晓春和副县长阎斌负责，薛晓春任政委，阎斌任大队长。薛晓春等人随即带了一部分人到西阳、石马、九里一线原来活动过的根据地。集中已筹好的粮草。征集粮草的比例为1:2，即1斤粮2斤草。当时主要是要树柴，而群众送的多数是松柏树枝，因为树柴体积小，便于运输。粮是几十万担，都是好粮，草比计划多得多，大大超额完成了上缴任务。群众说得好，只要解放军需要，我们千方百计满足其需要。薛晓春记得在石马桥蓬家村，许多送来的树柴，群众都不要收条，作为献给解放军的心意。

    薛晓春的家庭，也是一个支前的模范之家。在薛晓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得到了家庭和父母亲的关心、鼓励和帮助。在那残酷斗争的日子里，尽管家里不够吃，不够用，还是舍得钱物去支持革命。有一次，家中卖了两头猪，全部用于支援部队。对薛晓春参加革命，从不埋怨，越是困难越支持薛晓春继续革命。敌人半夜里到薛晓春家抄家抓人，先后不少于20次之多，掷锅、摔碗、毁物是常事，甚至把父母吊起来打，致使母亲终身落下手和臂的伤痛；父亲还被国民党抓去扛子弹、当引子，妄图诱抓到薛晓春。有一次100多个日本鬼子，由延陵插到薛晓春家村边，见薛晓春父亲站在屋顶头，便将他抓去带路围剿新四军。当时新四军正由施家村向贺家撤退，而自己家中和隔壁大伯伯家，刚巧有新四军留下的好多枪和子弹尚未藏好。父亲不动声色，机智地将鬼子们带向反方向，没进本村，更没进家门，并说新四军在前面的蒋板头村，一到那村又说：“啊！新四军已过河去了！”就这样支开骗过了日本鬼子的追剿行动。

    到省干校学习文化

  1957年上半年，中央决定，凡是参加革命，从打游击出来的工农干部，年龄35岁左右，身体好，又有培养前途的都要去干校学文化，直到培养到大学毕业水平。同年9月，上级决定调薛晓春到扬州干部文化学校学习文化，组织上派颜诚到丹阳接任薛晓春的县委书记工作。

    薛晓春在省扬州干部文化学校学习时，学校党委委任薛晓春为班级党支部书记、校党委委员，还兼干其他社会工作。当时薛晓春在学习上碰到的困难很多，皆能以甘当小学生的诚恳态度，虚心求教并逐一攻破一个个难关。因而每次测验，无论小考还是大考，薛晓春的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一般都在80分以上。

1976年10月，当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全党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薛晓春和全国人民一样热泪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并主动到镇江地委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地委决定要薛晓春先到办公室任主任，后又调任农委主任兼农业局长。1978年，薛晓春参加地委常委会，任地区副专员、行署党组副书记。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薛晓春的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初期建设及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经济复苏阶段，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二）

王庭忠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6日

徐文彬，又名徐小荣。生于1902年，金坛市建昌镇人（现直溪镇建昌圩）。他家开有磨坊，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全家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他幼年读书，成绩优良，父母甚为喜爱。徐文彬为减轻家庭负担，考取了不收学费的南京一所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后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丹阳前村、金坛庄城桥等小学任教师、校长，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12月金坛沦陷。日寇烧杀淫掠、惨绝人寰的暴行，激起了徐文彬的民族义愤，他参加了地方实力派吴甲寅组织的抗日自卫团，防匪保家。1938年6月，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吴甲寅部接受我党的领导，被改编为“新四军金坛西北区抗日游击支队”。从此，徐文彬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工作。他积极做好吴甲寅部下的争取团结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庄城桥组织“青抗团”，并任庄城乡青抗团团长。他带领青抗团破坏敌人的公路和电话线，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寇。1939年，徐文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任命为中共建昌特区区委负责人。

徐文彬工作作风深入细致，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有一次，丹阳有一商人模样的人到建昌圩，因形迹可疑，被我游击队逮住。有的同志怀疑他是敌探，主张把他杀了；也有的同志认为没有根据，不能轻易杀人。徐文彬知道后，亲自到熟悉情况的群众中去调查了解，当查实此人确实是做生意的商人后，就把他放了。他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保护人民，镇压坏人，必须慎之又慎，既不放过一个坏人，又不能错杀一个好人。”庄城桥一个寡妇被邻村抢去，强迫结婚，该寡妇不从，男方对其进行捆绑、吊打，百般折磨。为此事，两村的群众发生了纠纷。徐文彬闻讯后，立即赶去处理，宣传婚姻自主的道理，指出任何人都不得包办、强迫，更不允许捆绑吊打，随即将这寡妇放回，并对男方的不法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群众心服口服，大家都满意地说：“徐先生处理事情就是好，果断、公正。”

为了支援新四军主力部队，徐文彬十分重视税收工作。1940年6月18日，徐文彬与税务人员在庄城桥一带收税，不幸被伪军捕去。当他和同志们被押到庄城桥桥面上时，徐文彬站定，要伪军头目、珥陵自卫团长翟金贵立即释放我方税务人员。当敌方拒绝时，徐文彬怒不可遏，冲了上去，抱住伪军头目要往河下跳，被伪军连打几枪而壮烈牺牲。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一）

汤钟音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5日

受访：解放军驻福建前线炮兵某师原师长吴可如同志

时间：1977年7月13日

地点：苏州阊门渡僧桥下塘桥71号

吴可如同志是金坛人，家境贫困。1937年冬参加家乡自卫团，在吴甲寅身边当传令兵。1938年秋编入新四军1支队，随吴甲寅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后留在军部警卫团。皖南事变后回到茅山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驻福建前线炮兵某师师长。1958年在“8.23”炮击金门的战斗中负伤，于1960年转到苏州离职休养。

“八一三”淞沪会战，国民党军从上海向四处溃逃，我们江南地区到处是散兵游勇，流氓土匪，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金坛白塔庄城桥的小学校长吴甲寅出面动员数百人组织成自卫团来抵抗日军保境安民。我在自卫团当传令兵。

1938年6月新四军来到茅山，到处张贴布告，动员百姓团结抗日。一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到庄城桥宣传演出，半夜里鬼子包围过来了，鬼子先分进，拂晓后3路合击，我们自卫团3分队在潭头遇上鬼子，把鬼子打得往后退了，第2分队拼命打，从上午8点多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后来吴甲寅叫我传令才后撤。当晚鬼子也撤走了。

陈毅团结吴甲寅

几天后，陈毅司令员派2团团长张正坤向吴甲寅送去他的亲笔信，陈司令赞扬吴甲寅是国难当头起兵保家的爱国青年，并向吴甲寅解释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战略方针和团结抗日的政策，邀请吴甲寅到延陵面商抗日大事。第二天一早，吴甲寅就赶到延陵与陈毅司令员会面。吴甲寅当即表示拥护新四军的抗日政策，愿意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回来后就发动自卫军和群众破坏溧武和金坛到丹阳的公路，烧毁了三里桥，还砍断了许多电线杆和电话线。不久，便将自卫团改编为“金坛西北区抗日游击支队”，陈毅司令委任吴甲寅为司令，这是新四军到茅山以后签发的第一张委任令。1939年3月。吴甲寅按照陈毅司令员的意见，将金坛西北抗日游击支队和西南游击大队合并，编为“金坛抗日游击纵队”。吴甲寅担任司令，并委派朱春苑担任副司令，李钊为政治部主任，吴甲寅的妻子倪希玉担任军需部主任。项英、陈毅等都曾与他互赠照片签名留念。

到军部去学习

这年秋天，我跟随吴甲寅等人去皖南云岭军部教导总队学习了4个月。

这期教导总队共分12个中队（10个男队2个女队），吴甲寅在第9队（有关材料记述与此有出入，说是这期新四军教导总队共分9个队，1至8队的学员均系军队调来的营团干部，9队学员除金坛来的游击司令外，还有新四军的其他中高级干部）。李钊随陈毅司令员一道去皖南军部参加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后，也留在第9队学习。我分在第10队（张茜同志在女队学习，后来成为陈毅夫人），我毕业后分配在军部警卫团当排长，经常在叶挺身边，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吴甲寅的信息。后来我回到金坛，听说吴甲寅在军部学习结束的时候，被军部教导总队处决了。（见附录：关于吴甲寅同志）

皖南事变后回到茅山

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我们的损失惨重，我是突出重围出来的。我们这个排只冲出5个人，其中2个人负了伤，还有2个皖南人开了小差，我1个人只好回到茅山，找到茅山保安司令部，被介绍到茅东县，县长蒋铁如，书记徐公鲁接待了我，他们把我分配到张松柏领导的军事科当警卫连长。

1943年鬼子搞清乡，从无锡到镇江之间，分几段夹起了竹篱笆。老百姓破竹篱笆，鬼子就把他抓来钉在篱笆上示众，非常恶毒。我们就想办法，鬼子白天夹，我们夜里拆，他夹多少我们就拆多少。有一天黑夜，我们在丹阳那一段篱笆的两头警戒，安排游击队从中间动手，一处点火，处处响应，多少里长一条线火光冲天。鬼子怕我们拔，在篱笆边埋手榴弹，谁一拔就炸，我们也在竹园里埋手榴弹，鬼子去砍竹子我们就拉线炸他们。就这样你夹我就拆，你炸我也炸，时间一长，鬼子的篱笆夹不成，清乡也搞不成了。

消灭地头蛇

麦收时节近了，党组织决定行政人员撤出，部队成立3个反清乡大队，长枪换成短枪坚持斗争，晚间就睡在麦田里。鬼子也化了装与我们针锋相对，我们就重点消灭地头蛇，割除鬼子的耳目，地头蛇就是汉奸、叛徒。

白塔有个区公所，南北街住着鬼子和伪军，上级要求我们清乡大队把这个伪区长凌五庆和区公所清除掉。这件事交给我和张松柏负责。我们先由魏友生到白塔街上打探实情：白塔北街鬼子一个小队出发了，南街伪军一个连没有动静，伪区长凌五庆正在和伪乡长们开会。我们十几个人化了装，上船从水上走，张松柏撑篙，从钱庄出发到了白塔西河沿，我去西街，蒋三保到北街，张松柏守在船头上。区公所三进房，门口的老式戏楼旁边有伪军放哨。我走过区公所的大门口，后面人三三两两的走来走去，看到伪区长刚吃过饭从饭店出来，我打了一枪，街上人听到这突入其来的枪声慌乱起来，我趁乱进了区公所，另外两个同志跟了进去。伪军见到我们慌忙卸下机枪柄磕头求饶，鬼子的清乡指导员刚一露头就被做掉了。伪区长凌五庆见势不好爬窗逃跑，我转身一枪结果了他。街上行人到处乱跑，我们也快速到河边上船离开了。

新四军敢在大白天闯日伪白塔区公所除汉奸，威信大震。我们马上开展政治攻势，张松柏写条子送给各处伪乡保长：“为友可以，为敌则以白塔凌五庆的下场做样，下不为例！”老百姓拍手叫好。

深水淹密探

建昌天荒湖周围河汊多，小岛多，芦苇多，不熟悉的人进来了出不去。湖心潘家墩上有我军的兵工厂，任务是刮壁硝、制木炭、炼硫磺、自力更生造材料，还修理枪支、翻砂制造手榴弹，把步枪改造成驳壳枪。

潘家墩前面的小村子里有我们的医院。一天有3个鬼子的密探化装成捉鱼佬，偷偷到天荒湖里来刺探情报，刚巧碰上了撑船的游击队员李小宝，李小宝问：

“什么人？”

鬼子回答：“过路人。”

“干什么？”

“有事。”

游击队员蒋云保看出这几个人鬼鬼祟祟神色异常，就让他们上船，然后把船开到深水处，故意把船撑得摇摇晃晃，李小宝再用力晃动把船搞翻，3个鬼子掉进水中活活淹死2个，还有1个见苗头不对就向水里扎猛子想逃，被蒋云保一把抓住死劲往水底揿，吃了一肚子的水被拉上来，只得老实交代，果然是来刺探我们的兵工厂和后方医院的。

攻打薛埠据点

1943年底，47团1营攻打薛埠鬼子的据点，我们县警卫队负责攻打薛埠东边溧武公路上的八号桥，同时担任金坛方向的警戒，住在磨盘山下。我带领火力组长卜龙（丹阳人）等几个人侦察，发现敌人碉堡的死角，看好警戒地点和道路，指导员向战士们作动员，我分配1、3排攻碉堡，2排警戒金坛方向，一排副排长抓火力组，信号左臂上扎白布条。战斗打了一刻多钟就解决了碉堡，但没有全歼，事先我们没有估计到敌人逃跑的方向，让部分敌人逃跑了。

偷袭九里庙

1944年春，鬼子在九里庙大院里建了个碉堡，我们攻打九里庙的鬼子清乡中队，目标是先砍头后斩尾，头是清乡中队长。我们1个区大队，再调丹阳警卫连，晚上住在巨村，夜里一过河就到九里。我带了一个侦察班先去侦察，然后部队到达九里安排好火力点。我们借梯子翻围墙进入庙里，用假火力引出敌人的主要火力点，从侧面进碉堡喊话、投手榴弹，敌人慌乱无力还手，扯起了白旗，我们把庙里连人带枪48个押到金牛洞，敌工科长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第三天，把那个清乡中队长枪毙了。这次偷袭我们无一伤亡。

1945年，我们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也参加了第一次解放金坛的战斗。接着随大军北撤，投入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十）

陆荣生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4日

出生于清末1886年建昌圩大袁村（现隶属直溪镇天湖村委会）的一位老实巴交的袁大狗，婚后七八年，膝下却无一男半女，经亲友介绍，于民国2年（1913年）领养了一个养子，取名袁阿林，领养2年后，于民国4年（1915年）11月30日生了一子，就是袁金宝。袁阿林十多岁就雇在陆家棚杜家做长工，放牛、农杂活、家务样样都做，雇工收入供袁金宝上学读书。民国8年，袁大狗又领养了一个女儿叫袁阿娣，一家五口虽然生活艰苦,却相处和睦，互敬互爱，袁金宝对兄妹相敬如宾。

袁金宝生在大袁村，长在大袁村，目睹了日伪军的滔天罪行，他亲眼看到日军残杀无辜的惨状。1941年，袁金宝亲眼看到其兄袁阿林被日伪军五花大绑在村南一棵榉树下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在大袁村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罪行，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大袁村井堂头对岸谷场上刀杀周全保的场面，一刀砍下去，捅向前又抽回来，还剩下脖子前一点皮连着，头倒挂在脖子上。

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满腔仇恨，义愤填膺，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一定要为死在日军刀枪下的同胞报仇雪恨。

热血男儿，27岁（1942年10月生）的袁金宝走上了革命道路，蒋铁如、张松柏、魏光裕、薛晓春非常赏识他，参加革命的第一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建昌区游击小组组长，并兼任袁家村游击小组组长。在近几个年头里，汉奸、日军密探小瘌子常来史袁王村（史家村、大袁村、小袁村、王家村四个自然村的合称）、建中村一带侦探活动，常有革命分子和拥护共产党的群众被抓被杀，游击队的抗日活动，日伪军马上就知道，都是小瘌子搞的鬼，新四军、游击队恨透了他，不拔掉这颗眼中钉决不罢休。蒋铁如密令袁金宝尽快干掉这个十恶不赦的瘌痢头。

时机到了，1943年农历正月初八上午8时许，阴森森的天气，大地冻得严严实实，河面结着薄冰。锄奸小组成员袁留根跑来向袁金宝报告，说小瘌子今天从我村撑船到泉家墩他娘舅家吃寿酒，其实他是以吃酒为幌子去泉家墩搞侦探的。小瘌子的船马上就要启程。袁金宝令袁留根传大袁村戴锁龙、陆廷火和小袁村的袁德成从小袁村撑一只船追赶小瘌子。他自己飞也似地赶往史家村，令史板熟、史木小两位弄船高手赶快撑一只船到大涑北头拦截。

史木小撑的船上坐着袁金宝、史板熟，象离弦的箭飞也似的先到了大涑北头，拐进了附近的一个小湾塘里埋伏起来。陆廷火撑的船上坐着袁留根、戴锁龙、袁德成，紧逼着小瘌子坐着的船，使之左右不得，直向大涑方向驶去，小瘌子的船行到了大涑北口时，突然从湾塘里拐出了一只船，小瘌子见势不妙，妄图掉转船头逃跑，后面由陆廷火撑的船阻拦着，能跑得了吗？三只船紧挨着舷，袁金宝令小瘌子不许动，举起手来。小瘌子是个顽固分子，他没有尝过死的滋味，一个猛子扎下水去，顾不得寒冷，只顾逃命，命最要紧，说是迟，那是快，史木小、陆廷火两支篙嘴不约而同叉住了小瘌子的背，他挣扎着探出头来。袁金宝令用汪舨（舱舨）砸死他，袁留根、戴锁龙各搬起一块汪舨，同时砸向小瘌子的光头，顿时鲜血直流，死了，死了一个大祸患，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史木小等速将小瘌子的尸体分成了3块埋在芦滩丛中，谁也找不到。小瘌子是庄城桥人，听说他被砸死了，家家户户都点香磕头了，谢天谢地谢菩萨。

袁金宝带着枪，没有用枪结果他，一方面可以省一颗子弹，更主要的是，如果开枪，距离大涑河不远的潭头据点的日伪军听到枪声，遭殃的还是百姓。

事后，潭头据点和白塔据点的日伪军都来搜寻过，没有汉奸的引领出卖，他们怎么能找到呢？

民族恨，激发了袁金宝抗日激情日益高涨，他对抗日工作非常积极，工作专注认真，蒋铁如、魏光裕、张松柏、薛晓春非常赏识他的工作态度和革命热情，很快升为茅东县沈渎区农会主任、太平乡农会主任、华阳乡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茅东第四中队队长，天湖乡党支部书记，乡长，1945年10月任茅东县警卫团一营党支部书记。

盘踞在白塔、潭头据点的日伪军气焰十分嚣张，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蒋铁如、魏光裕、张松柏、薛晓春、袁金宝早有给它一个下马威看看的念头。

1942年秋，在攻打白塔日伪据点战斗中，袁金宝献计献策。在研究攻打白塔据点作战方案会议上，袁金保提出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具体说：我方主力埋伏在白塔据点周围，派一小部兵力佯攻潭头日伪据点，将白塔日伪据点主力引至潭头据点，我部主力乘日伪军离开之际，一举摧毁白塔据点。这个方案得到了茅东县委的批准。

在作战过程中，袁金宝带领一个排的游击队员，分布于六只农船上，六只农船埋伏在潭头村附近的芦滩湾汊里。夜幕降临后三个小时，六只农船从湾汊露出了头角，瞄准潭头闸背上的碉堡，乒乒乓乓扫射一阵，掉转船头掩蔽于芦滩之中。日伪军听到枪声如此密集，立即向芦滩扫射，子弹象雨点似的飞向芦苇荡。潭头据点立即向白塔据点求援，须臾，白塔据点的援兵蜂拥而至。兵力再强，人员再多也是徒然，因为我六只船早已从阴阳河向史袁王村而去了。敌人只能无奈地向芦滩疯狂扫射，不敢下芦苇荡搜索。

当白塔据点的日伪军主力离开后，我军主力四面而上，炸掉了敌碉堡，烧毁了敌营房，缴获了敌人枪支弹药。这一仗，伤了敌人的元气，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方的志气。一位日军小头目用中国话说：“新四军的大大的坏，大大的刁猾，我的中计了的，仇要报的，要报的。”

袁金宝在游击抗日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做了不少事，吃了不少苦，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领导民兵、农抗会破坏竹篱笆，破坏敌交通通讯设施。史袁王村人至今传颂的一件事是1943年冬的一个夜晚，天空中雪花纷纷扬扬，但路面尚未积雪，袁金宝等了好久才等到这么一个夜晚。他带领大袁村的袁如春、陆廷火、袁增年，小袁村的司马海山等五位农抗会成员过后阳、朱林交界处的铜板桥，剪电话线，锯电话线杆，目的是捣毁日伪军通讯设施。电话线杆沿常宁公路而立，公路上常有日伪军汽车来往，下雪天来往的汽车会少些，雪夜毁电话线杆非常艰苦，剪下的电话线要盘起来扔到河塘里，锯下的杆子要就近掩埋，不让敌军重新修复。那晚，最后剩下一棵电杆埋掉就算大功告捷，这时，来了一辆日军运输车突然停下，大概是发现了什么。袁金宝令其他四人赶快远离公路隐蔽起来，陆廷火、袁如春将最后剩下的那棵杆子抬着就跑，敌人没有发现。袁金宝一人埋伏在距离汽车不远的地里一动不动。就驾驶员一人下了车东张西望，车上没有其他人，袁金宝拔出手枪对准敌驾驶员，“不许动，举起手来，妈的，动一动，毙了你。”他还吓唬敌驾驶员说：“三排长，你带领三排拦截东来的汽车，五排长，你带领五排拦截西来的汽车。”那个日军驾驶员以为真有这么多新四军在此，赶回驾驶室取枪负隅顽抗，袁金宝的手枪对准驾驶员，啪地飞出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他的脑袋，缴获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将敌尸扔入河中，五位队员胜利而归。袁如春、陆廷火将那棵电话线杆一直抬到大袁村溪屿里墩上深埋起来，解放后，袁如春将其挖出来做了一根水车六人轴。那根六人轴若能保存至今那该多好啊，遗憾的是没了。

袁金宝1945年10月任茅东县警卫团一营党支部书记，并随军渡江北撤，1946年6月起先后任华东军区特务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处干事、副股长。1948年1月先后任三十二军六十八师二O三团政治处保卫股长，一师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1952年9月在苏南文化补习班任第一大队政治教导员，1953年1月在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政治处任组织科长。1953年8月转业地方，任中共无锡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1955年12月任无锡市司法局副局长，1958年1月任无锡市人民法院院长，1959年9月任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66年1月至1967年6月在华东疗养院疗养，1967年6月至1979年7月，出任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79年7月为法院顾问，1982年9月离职休养，享受地市级待遇。袁金宝于2008年5月18日与世长辞。

袁金宝在无锡市任职期间，其外孙、外孙女和大袁村的四个侄儿都曾多次要求袁金宝帮助安排一个脱离农村，脱离农业生产的工作，袁金宝教育其晚辈说：“农业生产是至高无上的事业，农业劳动最光荣，农村是一个英雄用武的广阔天地，在那儿大有作为，你们可以在那儿生根开花结果，何必进城增加国家的负担呢？”他为官一辈子，没有为一个亲人，一个朋友，一个熟人安排过一份工作。袁金宝逝世追悼大会的悼词中有一段话：“袁金宝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党忠心耿耿，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党的事业，对工作满腔热情，尽心尽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组织观念强，严以律已，廉洁奉公，为人正直；诚恳待人，平易近人，关心和爱护同志；公道正派，不谋私利；生活简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干警的尊敬和爱戴。袁金宝同志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法院的建设和发展。”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九）

陆荣生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3日

魏光裕（1918.11.3～2001.1.2），男，建昌圩建中村张家棚人（现直溪镇天湖村委会），1939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4月由周道荣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张松柏、冯金元等同志组建了中共和尚桥支部委员会，魏光裕任书记，冯金元任组织委员，张松柏任宣传委员。1939年至1945年10月，先后担任建昌区、沈渎区农救会主任，中共建昌区委、沈渎区委委员，茅东县农救会委员，中共镇江县委组织委员，茅东县警卫连排长，茅山地委政治交通员，茅山地委总务股长等职。1945年10月随大军北撤。

魏光裕自参加农抗会，工作非常积极，很快成为农抗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建昌圩地区发展地方武装，打击日伪，保护群众，补充新四军兵源，协助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昌圩内先后在建中村、袁家村、谢巷村成立了游击小组。

为了筹足抗日经费，支援新四军抗日，魏光裕一面组织领导二五减租，一面根据抗日民主政府的规定，按照合理负担之原则，积极在农村征收田赋公粮，在敌人眼皮底下征收田赋税是一项十分艰难且危险性极大的工作，他利用多方力量，争取多征税，多支援抗日大业。他常与和尚桥西边漫汪坝的朱金山联系，利用他的方便，为抗日民主政府征税。朱金山原是为地主收租的，他非常愿意为新四军做事，他一生为抗日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为新四军征收到好多税（公粮），全缴给了抗日民主政府。

1942年10月的一天，茅东县县长蒋铁如来到了和尚桥活动，告诉魏光裕：“邓耀中已叛变投敌。”叛徒是最凶恶、最危险、最可恨的敌人，他知道我内情，掌握我斗争特点，他死心塌地为敌效力。蒋铁如要求魏光裕在短期内要寻机干掉他。魏光裕接受了任务，暗地里察访到邓耀中常到茅麓石马桥鸿记商店逗留。原来，邓耀中与商店主的女儿娴桂勾搭上了。一天，朱金山告诉魏光裕，邓耀中又去石马桥了。魏光裕对朱金山说，你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不要对外宣扬，他的归期到了。魏光裕进行了一番化装打扮，身着长褂，头戴礼帽，架一副墨镜，拄一根文明棍，只身闯进了鸿记商店，一进门就看见邓耀中坐着喝茶。魏光裕虽然打扮化装，还是让邓耀中认出来了，他察觉到不对劲，吓得直往阁楼上跑，魏光裕紧跟着也上了楼，不让他有喘息之机。到了楼上，邓耀中抱着柱子转，想逃命，还跑得了吗？一棵柱子能救你一命吗？他一面抱着柱子转，一只眼向床上看，企图取搁在床上的手枪。魏光裕跟着邓耀中绕着柱子转，总是不便下手，他突然来了一个反转，邓耀中措手不及，砰的一枪，一颗子弹飞进邓耀中的脑袋，又是一枪，击中了他的左胸膛。魏光裕对店老板说：“这就是叛徒的下场！”说完，走了。

1943年春，日伪军妄图摧毁我茅山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消灭我抗日力量，集中了数千兵力对茅山地区开展了疯狂的“清乡”和梳篦式“扫荡”.

中共茅东县委依靠群众，针锋相对，开展了反“清乡”、反扫荡斗争，为适应斗争需要，有利有节地进行对敌斗争，县委决定将建东、建西和沈渎区的一部份（西部潭头、清培、高湖、候庄、沈渎、南圩、闸北等地）合并为建昌区，冯公力任区委书记兼区长，魏光裕任区委委员兼财粮股长。

1943年3月的一天夜晚，春寒料峭，人们感到比冬天还冷。魏光裕到大袁村召集袁金宝、袁炳庚、司马海山、袁时中、王海洪等人在袁金宝家开会研究火烧竹篱笆之事。

第一天晚上烧了，第二天潭头据点的日伪军又强迫老百姓给补上，这样烧了补，补了又烧，反复进行过多少次，结果吃苦头的还是老百姓。

1943年6月15日夜晚，上级统一部署，统一行动，一夜之间，日伪从镇江至金坛、常州、江阴300多华里的竹篱色付诸一炬，化为灰烬，敌人再也无法修补了。

就是在袁金宝家召开研究火烧竹篱笆会议的那天深夜回家走到芦白根桥东时，隐约见两个人自西向东朝桥走来，不知是何人，魏光裕躲避桥下，两人越来越近，只听见两人操着外地口音；“他怎么会不在家呢？咱们杀他一个回马枪，也许他这时回家了。”那两人真回头了。魏光裕心里极明白，今晚是来抓自己的，他当然没有回去。

事隔半月余的一天，魏光裕正在和尚桥理发店理发，刚剃了一半，5个便衣伪军和一个日本兵闯进了理发店，将剃了一半头的魏光裕抓走了，抓到直溪据点，要他供出和尚桥、史袁王村一带的党组织和抗日组织，敌人施尽各种刑罚，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淋，他没有招供出一个字。后来，张松柏、薛晓春、袁金宝、袁时中、袁炳庚设法，请朱金山、顾慕之出面用16担稻钱将魏光裕保释出来。

沈渎附近陈梧刚把持的陈氏分祠内盘踞着一个汪伪军分队，就是伪军沈渎据点，这里的伪军据点经常配合金城据点、直溪据点、白塔据点、潭头据点的日伪军来建昌圩扫荡，并在沈渎桥头设岗，盘查来往行人，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建昌区委书记冯公力要求魏光裕、袁金宝拔除这个据点。

1944年农历四月初四上午（直溪镇集场），魏光裕获悉伪军分队队长周树廷去直溪镇赶集。立即与袁金宝带领了高元顶、王飞、邓国平、司马海山、冯锁保等10多位游击队员前往沈渎陈家祠堂，他们手枪别在身后，手榴弹缠在腰间，化装成米贩子，从大袁村出发。到了沈渎附近，混在群众中顺利到达沈渎集镇。这时，邓国平走到沈渎桥上，向哨兵敬烟，假装献殷勤，搭讪上话后问长问短，故意将其缠住，王飞从哨兵身后跟上，用手枪顶住哨兵的腰，缴了哨兵的枪。魏光裕、袁金宝等9位迅速迂回到祠堂门口，乘哨兵不备，生擒了一群伪兵。

1943年在反“清乡”斗争中，魏光裕组织群众进行反抢粮斗争。群众中流传着魏光裕的一句口头禅：“中国人种的粮食中国人吃，绝不给日本兵吃。”他召集游击小组成员开会，研究布置“反抢粮”斗争：

   1、敌人要搞粮食，发动群众缓交、抗交。少数户抗交敌人有办法对付，大家齐抗交，敌人就无法可施了。

2、搞突然袭击，敌人收不到就抢，抢去的粮食要用车船运往据点，我游击队员在敌车船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当粮食运到伏击圈内就击毙日伪督运兵，放走民伕，将粮食抢回来。

3、发动群众藏粮，收获季节将粮藏起来，叫敌人抢不到粮食。

1943年10月，日伪军在史袁王村进行大规模抢劫，大袁村袁留庚、袁金留、孙老金，小袁村袁德胜、袁英松、袁德成、王家村王保连、史家村史火庚等家的稻谷、黄豆被抢劫一空，连种子也未留。魏光裕、袁金宝带领几十个游击队员埋伏在大袁尖滩头芦苇中，当日伪军的运粮船全部撑到埋伏圈内时，游击队开枪打死了每只船上的日伪督运兵，让民伕撑船回头，夺回了被敌人抢去的粮食。夺回的粮食物归原主。袁德胜和史和庚只留下口粮和种子，其余的全捐赠给新四军，受到了茅东县委的表彰。

魏光裕在抗战中舍生忘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于1945年10月随大军北撤。

北撤后至建国初期，先后任鲁中工作队组长、分队长、指导员、鲁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民运干事，并获一等功和三等功，鲁中军区财委会“三查三整”巡视员、华野纵队先遣支队干部分队队长（正营级）并获一等功，苏南行署粮食局培训班教务员，苏南行政公署苏州分区吴县粮食局局长、苏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水产管理局秘书处总务科科长兼会计科科长，机关党支部副书记。

1954年转业地方工作，先后在天津、北京、郑州、无锡、四川工作，分别担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党委常委等职。1980年在建工部西南建筑工程公司离休，享受副地厅级待遇。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八）

王锁贵、邓景福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2日

曹子恩，1923年5月出生于金坛市建昌镇丁家塘村（现在隶属直溪镇新河村委会）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读了几年私塾，后来又进了几年小学。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年底，日寇侵占金坛。学校被迫停办，曹子恩在家随父务农。

1938年6月，新四军挺进茅山地区，开创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不久，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来到建昌，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民众抗日。曹子恩目睹日军横行无忌、烧杀掠抢的暴行，他义愤填膺。在其叔父曹江临的鼓励下，他于1939年2月，拿起枪杆子走上了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参加了地方抗日游击队。

1939年春，曹子恩多次带领游击队员挖掘破坏日伪军控制的铜板桥至朱林间的公路，以破坏敌人的交通，切断敌军的物资供应线。平时，曹子恩为发展壮大抗日队伍也做了许多工作。1939年3月，在动员雇工蔡洪苟参加新四军时，因老板已预付给蔡洪苟半年工资，而实际上他才做了两个月。开始老板要求退还四个月工资，重新找帮工，而蔡又无钱退还。在曹子恩等人的调解、说服下，最后老板深明大义，不但不要蔡退还工钱，还慷慨解囊，赠送了一些日用品给他，使蔡洪苟高高兴兴地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曹子恩对革命赤胆忠心，对抗日救国工作主动积极，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工作更加努力，舍生忘死，日夜奋斗。

1941年，新四军在建昌圩创办的兵工厂缺乏钢材，上级指示到敌人盘踞的地方去找，到日寇控制比较薄弱的丹阳——新丰之间的三山挖掘铁路上的铁轨。那里是丘陵地带，有利于夜间行动。曹子恩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会议，组织人员，研究行动计划，准备好工具。他们选择了一个黑夜奔往三山。在天黑前看好地形，选定具体挖掘铁轨的地段，然后潜伏到夜里近十点钟，等一列火车刚驶过，他们立即挖掘钢轨转移至山间，锯成短截，迅速运回工厂。这样，既破坏了敌人的运输动脉，又为我兵工厂修理枪支、制造子弹、手榴弹提供了材料。他还组织游击队员将兵工厂制造的一箱箱子弹、手榴弹，一捆捆修好的枪支安全运送到部队。曹子恩对革命忠心耿耿。立场坚定，不畏艰苦。不久组织上派他担任章爱乡党支部书记、乡中队长。

1943年3月，日寇在苏南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清乡”，从江阴长江边起，经常州、白塔、直溪桥、西旸至镇江，编筑了一道长约300华里的竹篱笆，在“清乡”区内建立了许多据点，严密封锁，形势十分严峻。为保存实力，新四军主力部队已主动转移。曹子恩带领的地方武装——乡中队，白天隐蔽，晚上出击，与敌人周旋在建昌圩内。他们与群众建立了鱼水深情，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袭击分散之敌，以打击日寇伪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人民群众的抗战激情。一次，曹子恩带领乡中队在道墅庄——上新河之间的圩埂上设伏。一小股敌人毫无察觉，有的倒背着枪，吊儿郎当地走着。当敌人进入他们的伏击地时，他们一齐开火，骄横的敌人遭到突然袭击，丧魂落魄，丢盔弃甲而逃。这次伏击，缴获步枪10多支，子弹数百发，大大鼓舞了游击健儿的士气。

1943年秋，曹子恩带领乡中队袭击庄城桥的伪军据点。敌人惊慌失措，举旗投降。1943年冬，日伪军200余人从延陵、珥陵分两路以口袋形的态势奔袭建昌圩，妄想一举消灭我地方抗日武装。形势险恶，敌我力量悬殊，曹子恩果断下令游击队员泅水过河，进入丹阳云林草滩。日伪军追到上新河时，我游击健儿早已转移到安全地带隐蔽起来。敌人一无所获，垂头丧气而回。曹子恩在工作中处处依靠群众，事事维护群众利益，深受群众拥护和信任。1944年秋，他当选为中共茅东县建昌区委委员，兼任区农抗会主任。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长期打击下，已到穷途末路，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曹子恩带领建昌区地方武装配合茅东县警卫团奔袭盘踞在当地的一些顽固的日伪军，先后摧毁直溪镇等10多个据点。

1945年10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曹子恩遵照组织决定，原地留守。在薛晓春同志领导下，做好大军北撤后的对敌斗争工作。

1946年2月，由于坏人告密，曹子恩不幸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关押到丹阳监狱。敌人多次审讯，严刑拷打，他坚强不屈，不向敌人低头。敌人对他无计可施，把他转送到无锡监禁。在无锡，敌人软硬兼施，严刑逼供，打得他遍体鳞伤，死去活来。面对敌人的残酷审讯，他表现出共产党人的丹心铁骨和英雄气概。敌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坚定地回答说：“你们既然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何必要问呢？”敌人又问：“你的同党、上级、下级是哪些人？”他笑了笑说：“共产党人遍布全国，他们都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至于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我被你们关在监狱里怎么能知道呢？”在铮铮铁汉面前，敌人始终无计可施，只能对他身体进行残酷折磨。几个月后，曹子恩的身体被摧残垮了，于1946年6月在无锡监狱被折磨至死，英年23岁。

在抗日战争时期，曹子恩与日伪军浴血奋战七年，立下不朽功勋。抗战胜利后，他又为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奋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万古长青，他的高大形象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七）

吴再保 红色水乡建昌圩 8月1日

 水乡英雄吴敖墩

抗日战争时期，丁沟村属于金坛县直溪区游击六区（现在隶属直溪镇新河村委会），当时的县长是林海波，区长是蒋铁如，后来是薛晓春，行政属于建北乡，乡公所在上新河。

那时，丁沟村的吴庆、吴敖墩、吴如松三人属于同一个游击小组，吴庆是组长。另外有吴坤坤是新四军正规部队战士。

吴敖墩的另一个身份是暗杀队成员，除了一般行动与其他队员的一起外，暗杀行动是直接受区长领导的，行动都是独来独往，不准告诉别人，别人也不好随便打听，所以他们的故事传下来的也不多，丁沟的同龄人只能偶尔听到一些在特殊情况才能传下的故事。

一、暗杀麦溪伪保长

吴敖墩生于1925年，名毓鳌，敖墩是字，爷爷早亡，奶奶人称“王奶奶”，作主承祧（过继）吴光中为子，生孙敖墩，爱若掌上明珠。因为家贫，靠租田耕种生活，佃主是小思坊大地主郭金斋，为人吝啬刻薄，对敖墩的父亲很凶，所以敖墩从小就不看好郭大地主。

敖墩个子大，力气也大。长大以后，父亲已亡，为了不当佃农而摆脱地主剥削，就自己开荒种地了。

那时，丁沟村后有一条河叫界沟，河北有一条大路通向新河，所以路旁的田叫大路下，大路下的东北角有一片洼地，只长水草。敖墩就一人将东边和北边开了两条长沟排水，将沼泽地改成了可以种植的低田，共有十八亩，人称‘十八亩跄’，敖墩死后就以他的妹妹番番的名字为依据，叫“番番家低田”。

参加游击队以后，由于他力气大，所以被暗杀队看中。暗杀队的任务主要是暗杀一些铁杆汉奸和恶霸地主。而且任务都是直接听命于区长，一般当地人不杀当地人，目的是为了保密，保证本人和家人的安全，所以，一般情况下，敖墩是不杀直溪人的。每每接到命令以后，都是晚上出去，干完了，天亮前回来。人们只要看到他晚上出去，就知道他去杀坏人了，但是不知道杀谁，不敢问，更不敢打听，怕惹上‘汉奸’的麻烦。他回来后，照常劳动种地，为了不暴露自己，不连累村人和家人，平时也不主动和人交往，更加不会主动和别人交谈，或者说一些自己做的事。只有一次，到丹阳麦溪杀一个伪保长的事后来传了下来。

当时麦溪是丹阳的一个乡，伪乡长张某是麦溪本村人，因为离丹阳比较近，新四军的活动比较少，所以敌人比较猖狂，伪保长张某更是有恃无恐，做了不少坏事，新四军研究决定要除掉他，上级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吴敖墩。

因为丁沟离麦溪较远，情况不太了解。正好本村吴庆的二姐嫁在麦溪，二人就以探亲为名，到姐姐家作客，摸清了情况。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敖墩在三更天出发，去杀了这个伪保长，天明前回了家。第二天，听到保长被杀了，姐姐就猜到是谁干的了，因为她知道敖墩的身份，当然不敢透露风声了，一直到解放后才像讲故事一样讲了这件事，以至于村人才能够将这个暗杀故事传了下来。

二、刺杀郭金斋

郭金斋是小思坊人，家有几百亩良田，靠出租给小思坊、丁沟、小桥头村的穷人耕种而收租，自己在村东的朝鲜桥开了家药店。由于有些文化，平时文质彬彬的，所以周围群众都称之为“大先生”。鬼子入侵以后，乡公所所在地上新河热闹了起来，郭金斋就将自己的药店搬到了新河。由于他的地位特别，身份也特别了，成了“三开”人物，即在鬼子、国民党、新四军三方面都吃得开，也就是都能说得上话。但是由于他主要倾向于鬼子汉奸，常常给他们送情报，祸害新四军，对待穷人也比较狠，与伪乡自卫队队长吴对南打得火热，所以新四军就准备除掉这颗毒瘤了。

自从开荒有了田以后，就不再租种郭家的田地了，大先生对敖墩已经心怀不满，敖墩小的时候看到过郭家收租的凶相，也感觉到父亲和奶奶对东家的不满，因此心中也憎恨郭金斋，当知道领导有杀郭之意的时候，就主动请缨，拦接了这个任务，上级考虑以后，也同意了。可是事与愿违，敖墩摸（暗杀）了两次都没有成功。

第一次是在新河药店内。一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敖墩来到药店门口，假装抓药去叫门，门开以后，他直奔卧室，但是床上无人，行动未能成功。按照道理是能够成功的，因为一般白天是踩过点的。据分析，不成功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这些做过坏事的人，心中害怕，怕新四军不知哪一天会找上他们，所以一般都是有准备的。这次当听到敲门时，就先躲起来或者逃跑了。

二是当晚郭大先生临时有事出去了，也可能是事先听到了消息，不住在药店内。

后来郭金斋再也不敢住在药店了，所以第二次的目标敖墩只能选在小思坊郭金斋的家中了。

郭宅在小思坊村的西南方的水墩上，南西北三面是河沟，四面都有围墙，只有东面有门，而且大门一般都关着。经过侦查后的一天晚上，敖墩潜水来到土墩上，但是仍然进不了内院，必须翻墙才能入院。行动中，可能给里面发现了，所以进去后，仍然没有找到人，也失败了。后来郭金斋更加深居简出，暗杀也就更困难了。也因为这两次的失败，使敖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成了后来郭金斋必杀的目标。解放后，郭金斋自知难逃法网，服毒自杀了。

三、最后的日子

烈士留下的故事不多，但是最后被害的过程却是鲜为人知的。

1945年，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无理要求新四军撤出江南，退到黄河以北，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减少摩擦，同意了这个无理要求。那时，新四军在直溪开大会，由林海波司令员在会上宣布了这个决定。

丁沟游击小组的吴庆、吴如松奉命北撤，吴敖墩则因为工作需要而被列入留守人员名单，准备搞地下活动，目的是震慑当地某些人少做些坏事。

主力北撤以后，反动势力抬头，并且开始捕杀革命人士。留守人员也没有什么行动，吴敖墩也只能暂时‘躲’在家中，等待上级命令。

当时国民党县党部要员曹鹏飞，是小思坊人，敌人为了诱捕吴敖墩，通过他放风说，抓捕人员中没有敖墩，村人把此话传给了敖墩，开始敖墩和他的家人还不相信，但是后来上当了，慢慢的也放松了警惕而暴露了行踪，于1946年3月，在田里劳动时被乡自卫队队长吴对南发现、跟踪后而被捕，关押在伪乡公所。

敖墩被捕以后，敌人立即宣布要枪毙他。本来抱有的一线希望破灭了，王奶奶心痛独孙，找到吴对南，跪下求情，吴对南说：“跪我没用，要跪就去跪郭金斋郭大先生去！”

因为祖辈为郭家的佃农，所以老奶奶和郭金斋是相熟的，到新河找到郭金斋，跪在药店门口相求，可是大先生却说：“还是跪你的孙子去吧！意思很清楚：你的孙子摸了（暗杀）我两次，我还能饶他吗？”

最后，老奶奶又带着村人去求曹鹏飞，当时曹鹏飞正在竞选县参议员，便假装说，让他们（自卫队）把敖墩送到县上去，然后再救他。谁知第二天就宣布，立即在新河就地枪毙敖墩，可见敌人是串通一气的。

当日，敖墩被押到新河村东的刑场上，双手被麻绳反绑着，听说要当场枪毙自己，他乘机撞翻了看押他的自卫队员，向西窜过东大河（新河村东的一条河）,爬上岸后，向丁沟方向奔逃，速度很快，有人看见，他一步跳过‘三个麦埨垙’（三埨麦子），但是终究快不过子弹，跑不多远，就中弹身亡。村人将他葬于村前‘大坟下’东北边。解放后被评为烈士。

2012年，金坛民政局将烈士的坟墓移到了金坛烈士陵园。

好男儿吴坤坤

    坤坤又名金坤，字秀炜，生于民国14年（1926），1943年在丹阳庄湖头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牺牲，年仅17岁。

    烈士兄妹五人，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生下老四以后，为了谋生，父亲只身出外闯荡，一直未归，生死不明，仅留下两间草房，母亲陈和尚一人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

    等到坤坤12岁时，就到本村族长吴双林家放牛，由于家中人多房子少，，所以坤坤吃在老板家，晚上就只能睡在牛棚里，虽然牛棚狭小，味道难闻，但是对于贫困中的坤坤来说，有一个遮风挡雨可以夜宿的地方就不错了。为了保住饭碗，他放牛小心谨慎，很负责任，老板也一直看好他。放牛时，还忙里偷闲到河里摸点河蚌螺丝送回家让母亲弟妹度日子。熬到16岁，人长大了，为了挣钱养家，坤坤就开始打长工了，担起了家庭重担，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了。

  参 军

    1942年，坤坤16岁，苦难的中国饱受日本鬼子的蹂躏，抗日的烽火也到处燃起，地处建昌盘石庄北面的小天荒（也叫北天荒）是陈毅司令经常活动的地方，因此这里常常受到延陵和直溪两处鬼子的侵扰，丁沟村也常常有鬼子汪派来抢粮，抢了粮食还要打人，村民都恨透了鬼子，在小坤坤的幼小的心灵里也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了。

    在这一带打鬼子的除了游击队，还有主力老二团，团长是吴家英，红一团，团长是吴仲超。这一年春天，红一团吴团长正好带领部分战士和一些伤病员住在丁沟村，村民除了照料战士们的生活，还帮助给伤病员治病，战士们也帮助村民干活，慢慢地，坤坤也和战士们混熟了，并且认识了吴团长。团长看到坤坤长得不错，人又老实，所以对他的印象很好。军民的融洽，使坤坤爱上了部队。可是当他回家提出要参军时，寡母实在难舍，没有成功。

    不几日，部队转移了，由于想念部队，坤坤劳动时常常走神，提不起劲来，被老板打骂了一顿，恶气难忍，坤坤就只身一人跑去找新四军了。还好，部队就在邻村太平庄，很快就被坤坤找着了。一到部队，战士们高兴极了，团长也很高兴，留下了他，看他小，就让他当了自己的警卫员，主要任务是照顾战马。

   牺 牲

新四军与鬼子的战斗很多，参军不久，坤坤就随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但是传下的不多，他的三弟（当时14岁）说，也只记得两次，一次在庄城桥，随后又到王甲的何甲打了一仗，具体情况不清楚，只知道每次战斗都很惨烈，都死不少人。而对于坤坤的死，村上的人都记得比较清楚：

那是1943年的春天，老二团驻扎在丹阳延陵北面的庄湖头村上。该村南面是一个大湖，长满芦苇，通向延陵的只有穿过湖心的唯一一条道路，路上铺着石头，人们称之为“庄湖坝”，对于防守延陵的鬼子是不错的，真正的易守难攻，是老二团常常驻扎的地方，一直很安全。可是这一次让鬼子的密探发现了，报告了延陵的鬼子，延陵的鬼子纠结了丹阳的鬼子，于黎明前偷袭了老二团。

庄湖头分东庄湖和西庄湖两个庄，庄湖坝北端从两个村子之间通过，东庄湖西头有一个阁楼，可以安插瞭望哨，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鬼子来的时候，哨兵没有发现，以至于吃了大亏。

黎明前，鬼子偷偷的包围了村子，并且在坝的两边架起了机枪，封锁了所有下湖的道路。

天亮了，当战士发现鬼子时，鬼子已经开始进攻了。突然大作的枪声惊醒了酣睡的人们，也吓坏了休息的战马。等到坤坤来到马厩，马已经挣断了缰绳找主人参战去了。坤坤立即追了出去。

当坤坤追到湖边时，战士们已经和日本鬼子干上了，情况突然，坤坤来不及思考，立马参加了战斗。

不巧的是，战马没有向北跑，而是顺着枪声向湖边跑来了，很快进入了战区，坤坤发现战马危险，舍命冲出去想救回战马，刚刚冲出去不久，就不幸被机枪扫中，一颗子弹从右臀射入，从左臀出来，致命的是胸口中了一枪，当场就牺牲了。

英  魂  还  乡

团长很快就组织部队反击了，当他发现自己的战士和警卫员牺牲以后，他愤怒了，亲自到第一线指挥。这个村子比较大，所以部队主力都在这儿，在团长的亲自指挥下，很快扭转了战局，战士们在为战友报仇的呼声中，英勇善战，不一会就击败了敌人。

战斗一结束，团长就命令指示整理好牺牲了的战友的尸体，并且特意买了一口好的大棺材，将坤坤收殓起来，同时派人和村上联系好，部队从九里绕道把棺材运到西闸口，（在小天荒的西边河埂上）由烈士的家人带着村上的群众，撑船到闸口把烈士的遗体运回了家。

烈士回家后，族里立即开会，一致通过，将烈士葬在祖坟——大坟上。因为平时祖坟上都是葬的村上60岁以上的男丁，像坤坤这种年纪是不可以进去的，这次特别了。

2012年，金坛民政局把烈士的坟墓移到了金坛烈士陵园。

     老百姓心中的吴庆

吴庆名敖福，庆是字，金坛县直溪区建昌乡丁沟村（现在隶属直溪镇新河村委会）人。兄弟四人，排行老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新四军，与同村的吴敖墩、吴如松组成丁沟游击小组，，进行革命活动，他是组长。

吴庆大个子，很有力气，比较内向，不善言辞，很喜欢小孩。解放初，他复原回家时，我们还是孩子，他常常把我们抱在手上逗我们玩。第一次回来，他身上挂满了军功章，我们常常用手去摸摸。他对于自己的革命故事很少谈说，等我们长大了一些，就常常缠着他讲革命故事了，出于对下一代的关怀，在我们一班村中小朋友的胡搅蛮缠下，他会偶尔给我们讲一些他自己参加的战斗故事。

一、延陵北门打鬼子

日本鬼子占领苏南以后，直溪和延陵是鬼子的据点，两点相互呼应，直溪听命于金坛，延陵受制于丹阳。

陈毅司令来江南后，带领新四军常常在建昌的小天荒（也叫北天荒）一带活动，小天荒边上的小红的妈妈、人称“小红妈”家是新四军的一个联络点，因为离延陵近，所以常常受延陵的鬼子的侵扰，鬼子每次清乡到这里都特别的凶狠，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们吃尽了苦头，鬼子甚至扬言要活捉陈毅，以小天荒为点活动的新四军决定敲掉延陵的鬼子据点。经过一番准备，行动开始了。

当时鬼子住在延陵东街的禅国寺。新四军经过侦查，决定从延陵北门头（延陵东北面的一个村子）偷袭，丁沟村的游击小组也奉命协同参加了战斗。

当新四军摸进东街，将要接近鬼子据点时，不料被鬼子哨兵发现了，双方展开了激战。因为偷袭未成，而新四军的武器也确实不如鬼子，所以到天明前还是未能打下，眼看丹阳的鬼子援兵将至，所以不得不撤出战斗。鬼子汉奸在后面追，新四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北门头，再度激战后，才按原路退回建昌圩。他们三人因为家住在小天荒的东南方，就先退入小天荒，在芦苇滩上躲了一天，第二天晚上，由吴庆先上岸，先从小圩里南边的界沟南河沿悄悄潜回家中，让他的弟弟通福到村里探清村中没有敌人，才再返回湖中，带着另外二人也从小圩里南边的河南沿悄悄回了家。

因为建北乡的伪自卫队队长的家在塘石桥，不敢就近从东走，只好绕道而回。

二、北撤的淮阴之战 

  刚参加新四军，由于吴庆的力气大，虽然不识字，但是反应很快，所以被当时的区长蒋铁如看中，调到身边当警卫员，到发展了吴敖墩和吴如松以后，吴敖墩是暗杀队员，为了上下级便于联系，蒋区长又派吴庆回来当了丁沟游击小组组长。

  北撤时，区长已经是薛晓春，在北撤的组建中，吴庆成了排长。在撤到江阴时，天色已晚，他们准备进城休整一下，第二天再走，可是国民党守军故意刁难新四军，不但不让新四军进城就宿，还无理要新四军绕道而行，怀了一肚子气的战士们，更加难平心中之恨，争执中，双方开了火，新四军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不敢恋战，只能且战且退，国民党军队趁机追出城门。为了掩护战友撤退，吴庆不幸大腿部受伤，战士们拼命将自己的排长连拖带背，退到一块坟地里，幸好此时天色已晚，敌军心有余悸，并且国共合作还没有公开破裂，虽然凶狠，但是也不敢太造次，加上坟堆里杂草丛生，又是晚上，所以敌军也不敢再追了。

  大家躲在坟地里，等到晚上，请了大夫为排长治伤，从大腿里取出了子弹，包扎了伤口。但是由于行动不便，只能留下几个战士陪着排长,暂时躲在坟地里。辛好医治及时，伤口未曾发炎，不几日就好了，吴庆就和战士们一起绕道过了江阴，追上大部队北撤了。

  三、高邮之战

       解放战争开始了，此时的吴庆已经是连长了，随大部队一直打到江南。一路上国民党部队是节节败退，老百姓是处处热烈欢迎又打回来的新四军，——不过现在是解放军了。打到江苏地带，吴庆和他的一连战士都非常激动，个个奋勇向前，希望早日解放自己的家乡。

       当部队赶到高邮时，高邮守敌比较反动，还在负隅顽抗。吴庆带着他的连队来到高邮城下时，城门紧闭着，本来想派人混进去来个里应外合，可是混不进去了，只好强攻。城内守敌仗着武器好，子弹多，机枪不停地扫射着。那时城北门的护城河上有一座大石桥，吴庆带领战士准备从桥上攻进去，无奈桥面太高，也是敌人机枪封锁的重点，战士们冲了几次都没有能冲过去，他只得带领战士从桥底下潜水进去，气急败坏的敌人见情后也急了，就向护城河中开炮，有几发炮弹落在桥上，将桥炸塌了。

真巧，解放军的后续部队赶到了，见敌人如此猖狂，立即用猛力的炮火还击，这下吓坏了顽敌，立马弃城逃跑了。我们胜利了。可是在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带队过河的连长不见了，战士们急了，四处寻找都不见人影，后来有战士想到了被炸塌了的桥下，赶紧去找，终于在桥下废墟中找到了昏迷中的连长，大家立即将他抬送到部队野战医院抢救，还不错，最后终于康复。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六）

钱立富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31日

1924年，蔡小黑在金坛县建昌镇蔡甲村（现在的直溪镇建昌圩新河村委会）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蔡小黑勉强懂事的时候，就不得不帮大人们干一些农活了。在蔡小黑童年生活的记忆里，漆黑一片，没有欢笑，没有快乐，过的是连猪狗都不如的日子。但父母亲的勤劳，善良，不怕苦不畏黑暗，一辈子得做一个好人的信念，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早的扎下了根。

面对国难当头，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强暴妇女，无恶不作，野兽不如。中国上下哀声四起。蔡小黑虽然年岁不算大，也和其他年轻人一样，胸怀救国志，宁横尸沙场，也不做亡国奴。他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能联合最广大抗日民众一致打倒日本鬼子侵略者的抗日民主政府。蔡小黑先是在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做通讯员。

蔡小黑从小聪颖过人，思路敏捷，机灵得很，遇事能立即作出判断，决不会模棱两可模糊神志。特别是在紧急关头，能沉着应付，阵脚不乱，把该做的事都做到最好。更主要的是他小的时候就受父母的影响，国难当头时，以死报国是好人，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是好人。蔡小黑自小随父母种田，并没有什么文化，也不懂什么太多的大道理，他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朴实善良嫉恶如仇，一辈子不图什么，只想做一个好人。

蔡小黑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通讯员工作，无论上级交给自己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出色的完成。后来，被提升为通讯班班长。

蔡小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以前是一个通讯员，现在是通讯班班长，要带领好几个和自己岁数差不多大的人做好通讯工作。蔡小黑知道，这把情报送出送进的事情，不光是冒险玩命就可以做好的，这需要每一个人都得有过人的胆识，过人的聪明机智。更需要在每一次执行任务中磨砺自己。蔡小黑身为班长，就得把手下的五六人带好，要让他们每一个人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战争年代是残酷的，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不仅仅是牺牲一个通讯员的事，而是联系着更多更多人的性命，联系着一场战斗的胜与败的事。蔡小黑虽然年纪小，心思是沉重的，蔡小黑除了把自己的通讯经验传教给别人之外，也向别人学习，还鼓励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探讨。通讯班的人，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和大家一起搞宣传，发动地方老百姓起来抗日。老百姓发动起来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就难捱了。通过老百姓提供的情报和帮助，地方的武装力量与其他抗日力量相互配合下，做出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炸鬼子的碉堡，毁坏敌人的战壕，炸掉敌人的篱笆墙，暗地里刺杀卖国贼、恶霸和叛徒等等。蔡小黑的通讯班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了起来，真正成了地方抗日武装的重要一部分。

面对敌人加倍的血腥与残酷，蔡小黑的通讯班和所有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一样，做事更加讲究策略，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牺牲。

这是1941年的春天，麦子将要抽穗的时候，我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登冠乡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抗日救国是一个大课题，具体的内容，具体的事情和细节，还需要抗日的干部和战士们到群众中去一一落实。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老百姓的迫害，所欠下的一笔笔血债，都得清算。敌人每一次“清野”、“扫荡”，老百姓都会遭殃，苦难的老百姓需要自己的抗日战士，抗日政府来安慰、抚恤。在当时艰苦的环境里，是要付出刻苦努力的。你日本人杀了中国的老百姓，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也要杀日本鬼子给老百姓看，你给国民党反动派充当汉奸，卖国贼，也得叫你在不明不白中死，时刻提着脑袋过日子。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一直这样做的，从来不让老百姓失望，这次来登冠乡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是随着全国的抗日形势的发展而来的，是要老百姓更加坚定抗日信心，更加坚强地面对种种困难，和敌人的百倍疯狂作坚决的斗争。抗日武装力量更加紧密地与老百姓连结在一起，坚决彻底的打败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要告诉老百姓，敌人的末日已不远了。

日本鬼子对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最恨之入骨，时刻都想一举歼灭之，可总是事与愿违，每次出击，不倒大霉也要倒小霉，日本鬼子完全知道，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之所以难以消灭，是因为他们与老百姓合在一起了。因此日本侵略者对老百姓的无辜残杀一次比一次厉害，这让抗日的士兵和干部都心如刀绞。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根，离开了老百姓就难以有抗日的全面胜利，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无时无刻不与老百姓鱼水相融。日本侵略者面对兵民一家的铜墙铁壁，恨得嗷嗷叫，三三两两的日本鬼子几乎是不敢进村搜索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会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吃掉他们。

登冠周围的直溪、宝埝、庄城桥等一些地方都有日本鬼子的据点，还有国民党伪军为虎作伥，丹阳有日本侵略者的指挥部，日伪连成一线，硬是把老百姓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往死里逼。尽管如此，还是经常挨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袭击，老百姓也根本不怕鬼子杀头，每时每刻都在帮助抗日。老百姓相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是替老百姓打江山的军队。日本鬼子依赖自己的据点，想遏止住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只要一有情报，敌人就会四面出击，或虎狼般围扑过来，如果我方势单力薄，那就会很危险。

不知怎的，我部在登冠乡召集群众宣传抗日的事暴露了。

在登冠搞宣传抗日的人员不多，我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武装大队在茅山西面一带活动，这里只有一个蔡小黑带领的通讯班，要想与敌人展开正面战斗是实在不可能的。日本鬼子调集直溪、宝埝、庄城桥等据点里的伪军，从东、南、西三面向登冠包围过来，情况十分危急，在这个时候，搞宣传抗日的战士干部们，都很清楚，除了突围出去，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突围谈何容易，已是三面受敌，而且敌人的人数超过我们数十倍，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区长蒋铁如果断决定，冒险从九里向西到贺甲村集中，然后分散行动，缩小目标。这里到九里还有二三里的路，虽然一路过去有杂树，乱坟冢和庄稼作掩蔽，但围攻的敌人已经上来了。蒋区长刚布置完转移任务，九里方向传来了枪声，这是敌人的枪声。大家都很清楚，今天每一个人面临的是九死一生，大家神情肃然，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敌人来势凶猛。九里方向的枪声，说明丹阳日军压过来了。丹阳的日寇已沿香草河东埂直逼黄固庄，离九里也只有三四里路。我部已是四面受围，腹背左右全在敌人的夹攻之中。在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只有抢在日寇的前面赶到九里才有一线生还的希望。可是，东、南、西三面的敌人已围了上来，不堵住这些敌人，赢得时间，怎能抢在日寇的前面赶到九里呢！如果连这一线希望都抓不住，就意味着我们全部人员都得壮烈牺牲。

蔡小黑一直注视着情况的变化，根据他多年来的打仗经验判断，如果按照计划转移已是来不及了，要想用兵力堵住这三方面的敌人也实在办不到，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太大，在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必须有一个人作掩护，把敌人吸引过去，让其他人赶快往九里方向撤离。蔡小黑从战友们那里多拿了些子弹，果断地迎着来敌冲了上去。

登冠这里的地形蔡小黑是比较熟悉的，这是他与敌人周旋的优势。田野里到处是庄稼和乱坟冢，田埂高高低低，还有沟渠，土墩，这些都被蔡小黑派上了用场。蔡小黑独自一人一支枪与日寇伪军周旋，毫无畏惧。他心里清楚，虽然敌人密密麻麻，但仍然是虚的，敌人在田野与乱坟冢、杂树中、根本摸不清实况，生怕会有埋伏。而他是实的，他可以根据地形和掩蔽物牵住敌人的鼻子，牵的时间越长越好，只要战友们能安全转移，牺牲自己一条命也值。

蔡小黑正面撂倒几个伪军，机灵敏捷地冲到敌人的左侧；他的枪法准，利用地形和土墩、杂树作掩蔽物，一枪过去，又有敌人伤亡。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了，愣住了。日本鬼子从来不把伪军当人看，冲在前面的是伪军，日本鬼子居后，伪军死了人，日本鬼子还要大骂他们一通，说他们无能，伪军不敢还口，只得默认。日伪军吃共产党新四军的亏太多了，共产党新四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日伪军摸不着，搞不清，一不小心就会损兵折将，后悔无穷。现在对付的是共产党抗日战士，这田野里到处是乱坟冢、庄家、杂树、土墩、高埂、河沟、低洼地，谁也弄不清哪里有共党，哪里没有共党。敌人愣住了。蔡小黑心里更加确定敌人心虚怕死，不敢太嚣张，蔡小黑打得非常聪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狠准地打上几枪，又转移到另一块麦田里。

蒋铁如区长和战士们虽然用最快的速度向九里方向转移，大家的心仍牵挂在蔡小黑身上。战士的枪声一时稀疏，一时密集，延续不断。当他们离九里只有一里路远的时候，突然中听不见战斗的枪声，突然中鸦雀无声，这让每个人的心都沉下去。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这不用说，每个人心里都估计到的。大家的心一下子都沉重了起来。一会儿过去，枪声又响起来了，大家的心又豁然亮了。这说明蔡小黑没有死，还继续在与敌人战斗。

蔡小黑生怕敌人发现战友们转移的目标，有时会有意在麦田里奔跑，让敌人的火力集中到自己这边，一旦敌人的火力朝着了自己，他再赶紧隐蔽起来，在敌人的乱枪里面一枪一枪地打，一枪打去，就让敌人倒下一个，绝不放空枪，也不乱开枪。日寇和伪军被弄得晕头转向，捉摸不定。

当区长蒋铁如最后一个从九里大石桥上通过时，战斗还在继续，可能敌人也已有所察觉，疯狂地向蔡小黑射来，这时的蔡小黑，已身中一枪，子弹也打完了，他浑身是血，拖着受伤的身体，沿着来路从麦地里向前爬去。当他艰难地爬过一段路时，只见前面有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蔡小黑爬入河中想潜水过河，疯狂的敌人赶上来了，对着他一阵乱枪，蔡小黑身上泛起一股股殷红的血，然后沉了下去。他光荣地牺牲了。但可喜的是，区长蒋铁如带领着战士们却杀出了重围，转移到安全地带了。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五）

邓景福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30日

孙志廷，又名孙老三。1918年出生于金坛区直溪镇建昌圩吕坵村委会东曹村。家中七口人，靠父亲行医和种几亩租田为生，生活非常艰难。尽管如此，父母亲还是千方百计将他送进当地的私塾读书，后又上小学，1932年7月，毕业于丹阳珥陵小学。因当地无中学可进，只得重返私塾就读。1936年春，他受当地群众之聘，在建昌圩吕坵村委会一字村担任私塾教师。

1937年12月，日寇侵占金坛后，经常下乡烧、杀、淫、掠，残害无辜百姓，把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日寇的累累暴行，燃起了孙志廷胸中的复仇怒火：中国人民不可侮，决不能让日寇在中国恣意横行！1938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茅山地区，开辟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孙志廷见新四军纪律严明，英勇顽强，不怕艰险，爱护百姓，真诚团结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致抗日，深受鼓舞，决心投笔从戎，跟随新四军抗日救国。1939年7月，孙志廷在战地服务团的指导下，组建了建昌特区青年抗日救国团，他任副团长。从此，他带领青抗团员积极宣传党的抗战政策，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率领青抗团员挖掘公路、锯断电线杆，使敌人的交通和通讯经常受阻中断，有力地配合了地方抗日武装的斗争。

新四军主力部队作战频繁，常有伤病员被送到建昌圩里的后方医院治疗。每当这时孙志廷就发动青抗团员妥善安置好伤病员，使他们安心疗养。当时，群众生活十分艰苦，他发动群众把鸡、蛋、新鲜蔬菜等送给伤病员，给他们增加营养，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战场。遇有鬼子、伪军到建昌圩“扫荡”，他得知消息后，迅速与青抗团员用船将40余名伤病员转移到天荒湖深处的芦滩上，然后与建昌特区负责人一道，带领游击小组绕道敌人侧后，不停地打枪，骚扰和迷惑敌人。他们把小鞭炮放在油桶里点着，响声如机枪扫射一般；将大炮仗点着丢到油桶里，爆炸声犹如小钢炮一般轰响。敌人摸不清虚实，误以为碰上了新四军主力部队，不敢继续深入，只得架起迫击炮，盲目向天荒湖乱轰一阵，仓促撤回据点。

孙志廷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先后动员十余名青抗团员参加了新四军，其中还有他的同胞兄弟孙老四，为我主力部队补充了新生力量。由于他立场坚定，能吃苦耐劳，不怕艰险，工作积极，善于组织和发动群众，表现突出，1940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开始，孙志廷参加革命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后因抗战形势不断发展，1940年春，他辞去了教师职务，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战工作。当时环境十分恶劣，他白天隐蔽，夜间活动。有时，一个晚上要跑十多个村庄，检查、落实工作，十分辛苦，也非常危险。即使如此，孙志廷抗战到底的决心毫不动摇，工作热情更高。

1946年6月18日，孙志廷与建昌特区负责人徐文彬等人在庄城桥附近收税，因汉奸告密，被丹阳珥陵据点的日伪军包围，突围时不幸被捕。当敌人押着孙志廷经过庄城桥时，他奋力挣脱敌人，跃身跳入河中。敌人一阵乱枪射击，河水中顿时冒起了一股殷红的鲜血。孙志廷为抗日救国洒尽了满腔热血！把年轻的生命和一颗火热的心，无私地献给了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四）

陆荣生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29日

陆留荣，生于1928年4月27日，建昌圩大袁村人，1945年2月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10月北撤参加解放战争，1951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所以人称他是身经三大战争的老兵。

陆留荣1943年雇在本村袁如龙家放牛。6月的一天，替主人穿越竹篱笆到田里搞一些蔬菜，让日伪军发现，被绑到潭头日伪据点，准备一周后砍头示众，第二天午饭后，一个伪军值班看守瞌睡，让陆留荣跑了。聪明伶俐的陆留荣从反方向芦滩中倒转逃回，他并没有直接逃回大袁村，而是逃到陆家棚附近的汪秧田，躲藏在李友庚黄豆田里，那块黄豆长得最瘦矮，日伪军一班人到处搜寻，最后搜到这方黄豆田，几乎块块田都搜遍了，唯独这块最差的黄豆田没有搜索，陆留荣总算幸免一死。

年轻的陆留荣看到了日伪军在大袁村杀人放火，胡作非为的罪行，亲眼目睹日本鬼子刀杀无辜周全宝的惨景，他恨透了日伪军，他要求参加新四军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5年2月，他在袁炳庚（小袁村人，游击干部）的引领下，参加了茅东抗日独立团，在大耿庄训练10余天，就编入新四军16旅47团3营9连当战士，16旅旅长是王必成（1912～1989）。在金坛休整一天，第二天就在黄埝桥与日伪军打了一仗，没费多大劲，黄埝桥据点的日伪军被我部二营和三营消灭干净。北撤前，与日伪军打了几仗，规模都不算大，消灭日伪军倒不少，缴获的武器也很多。

1945年北撤前，陆留荣参加了天目山反顽战役，战役由粟裕指挥，国民党顽军惨败，我军大胜，但伤亡损伤较大。

1945年10月13日他随军北撤，部队集中在湟里镇，经奔牛，越过沪宁铁路，从天星港（人称小河）渡江北上。过江后部队在东台休整。休整后行军至泗阳江潢窑与国民党打了一仗，从天黑打到天亮，山头全拿下了，城池难攻，敌工事修筑得非常坚固，城四周都有碉堡守卫，3营攻北门，连长命令陆留荣和其他2名战友冲上去炸掉碉堡，第一个战友冲上去，牺牲了，第二个战友又冲上去，也牺牲了，陆留荣本应立即冲上去，可他没有，他稍停了停，敌碉堡以为后继无人了，便停止了扫射，陆留荣挟着炸药包，偷偷地匍匐到碉堡下，将炸药包塞进碉堡，点燃导火线，回头就跑。跑到半路，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敌碉堡炸毁了，我军从北门冲进了城内，碉堡内的顽敌全部被消灭。

这一仗胜利后，部队在高邮休整。1946年春，军部命令47团参加打泰兴，47团团长安徽人是个麻子，名叫孙广和。陆留荣编在该团的重机枪连小鬼班。第一天打了一天一夜，战斗快要结束，国民党溃败，被我军打死一个副团长，抓到一个副团长，正团长逃跑，正要收场时，国民党扬州增援部队到，敌方调来两个加强团，火力很猛，我部难以抵挡，硬拼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这时师部命令我部撤退，47团从东门撤退向北走了百余里才安营扎寨。

1946年7月，陆留荣参加了由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战役（亦称“苏中战役”）。战争历时46天，连续七次作战，陆留荣在47团3营9连当通讯员，46天里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天天有通讯任务，46天里跑遍了19个团，跑遍了泰兴、如皋、海安、邵伯等地。这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5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

1946年冬，部队从苏北转战山东，部队番号改编为24军70师209团，军长皮定均，陆留荣被调到209团通讯班当通讯员。到了山东，没有固定的宿营地，有时到河南，有时到安徽，有时到苏北，有时又回到山东。

1947年2月，陆留荣参加了“莱芜战役”。国民党军30余万人企图于山东沂蒙山区与我军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结果国民党军被我军包围于莱芜县城以北，共歼国民党军五万六千余人，绥靖区副司令员李仙洲被活捉，缴获大量武器。在莱芜战役中，陆留荣临时从团部通讯班调到3营当通讯员。战场上，连队与营部，各连队之间的联络全靠通讯员。

1947年5月，陆留荣参加了孟良崮战役，他在团部通讯班当通讯员。1947年5月，国民党军妄图逼华东野战军退至胶东半岛狭窄地区，华东野战军对七十四师发起猛烈进攻，歼灭了七十四师，击毙了师长张灵甫，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在孟良崮战役中，通讯班长命令陆留荣星夜送一份文件到师部，在半路上，一颗子弹从陆留生胯下穿过，一会又一颗子弹从他耳旁擦过，非常危险。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1947年8月，209团与国民党57师在河南打了一仗，激战两天不分胜负，双方暂时停火。团参谋和营教导员徐志言带陆留荣到前方战场上去侦探敌情，三人埋伏在“伤兵坑”里，团参谋命令陆留荣跑步到重机枪连，命令重机连，如果敌人反击，坚决把它压下去。陆留荣奉命在高梁地里边跑边走，突然飞来一颗炮弹落在他身后，一块弹片击中右臀部，弹片碰到臀骨又回了出去，所以一块弹片炸出两个洞，担架队将陆留荣抬到许昌东北部陆军流动医院治疗，伤愈后归队。

1947年，陆留荣参加了山东水泊梁山“沙土岌”战斗，战前团长孙光和令他将一封密件送往师部。那次战斗是解放军24军70师209团与国民党军第8军46团交火，我部低估了国民党军的力量。原来，国民党军46团是一个加强团，结果46团被我军消灭了，我部损伤也很大。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使陆留荣认识了24军军长皮定均，见到过陈毅、粟裕、谭震林。淮海战役中，陆留荣在24军70师团骑兵通讯班当班长，1948年12月，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第三阶段开始前，团部段立任、王云才介绍陆留荣火线入了党。

1949年4月21日至24日，24军奉命渡江，直捣南京城。正值百万雄师过大江时，南京国民党军逃至安徽郎溪，我军追至郎溪，一举全歼国民党军，武器缴到一大堆。陆留荣将手枪装成两大麻袋，用马驮到师部上缴。他命令骑兵通讯班将可用麻袋装的战利品全部用马运往师部。

1949年全国解放后，24军驻浙江平湖休整，在部队休整时陆留荣被提升为副排长，代排长。

部队休整后，于1950年10月赴朝鲜抗美援朝。部队驻安东桥，排级以上干部可留发不剃光头，陆留荣是副排长代理正排长，没有削发。在1952年10月的上甘岭战役中，团部突然将陆留荣调到团部观察所，观察所设在朝鲜最高的山峰—五圣山，五圣山是美帝在上甘岭战役中妄图最终夺取的高地。在观察所，用望远镜可以观察到美国侵略军的军事行动。美军的阵地都有两道封锁线，第一道是用高射炮封锁，第二道是机关枪封锁。观察所虽然在山头，却是暗所，不是明的。敌人不知道山头设有观察所。在山尖的四周打洞为窗，开有一门，门窗都用树枝掩盖如初，正中挖空，用枕木支撑牢固，人在里面很安全。一天，团部命令陆留荣到高炮连观察所执行观察任务。高炮连观察所距离该观察所约1公里，他是跑步去高射炮观察所的，而且必须跑步，因为正好是敌我双方炮轰间歇时间，虽然暂停炮轰，可是烟雾缭绕，能见度不足10米。就是在那次赛跑似的行军中，他被浓烟呛得咳嗽不止，越咳越严重，后来转为慢性支气管炎，致使他不能上战场，人咳得不成样子。团部医生建议他到大医院治疗，部队把他转到黑龙江陆军医院治疗，可是至今尚未治愈，仍然是不停地咳。这样，陆留荣于1955年退伍回家。

陆留荣一生打的仗，一时半时说不完，有许多次战役记不起时间，记不清地点，例如，两次打涟水，打得很惨。在山东南马跟国民党11师打了一仗，活捉了副师长和参谋长。山东弥河一仗是在山洪暴发中打的，因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到达阵地，必须渡过一个山沟，山沟水深齐胸，水流湍急，人过不去，会游泳的也过不去，何况是不会游泳的呢？怎么办？有一个办法陆留荣想试试。他坐在马背上驾驭，那是一匹从敌人手中缴获的高头大马，一个人拖住马尾巴，后面的人手接手拖住这个拖马尾巴的人，这匹马很听话，很懂事，通人性，很卖力，几个来回，将战士们全渡过去了，抢在规定的时间前到达了阵地，夺取了战斗的胜利。1946年1月在山东贾汪战斗中，陆留荣与建中村同时入伍的杨小龙在同一个战壕里，杨小龙身负重伤，陆留荣把他驮到卫生队，治疗无效而牺牲，陆留荣又悲痛又伤心，失去了一个英勇顽强的同乡战友。

陆留荣，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他现在精神矍铄，乐观开朗。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三）

曹须根、韩小林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28日

徐大毛烈士家住建昌圩下蔡村，生于1915年，于1939年8月9日壮烈牺牲。

一九三七年以后，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了祖国的半壁江山。他们所到之处，所实行的种种残酷手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抗日的队伍，举起抗日战旗，全国各地燃起了抗日的战火。我们金坛也不例外。当时，在茅东县委的领导下，在茅山、薛埠、建昌圩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尤其在建昌的天荒湖里，这里自然环境独特，所说“天荒”就是茫茫水面，水网密布，河沟纵横面积达两万余亩，湖中还夹杂着万亩的芦苇滩。芦苇滩之间都有小沟相隔，真是湖中有滩，滩中夹沟，沟滩长芦，陌生人进去就像进了“迷宫”，方向难辨，道路难找。当时的茅东县委就利用这个天然屏障，把建昌圩作为抗日的根据地，是最适合不过了。

所以当时茅东县委的领导，包括陈毅、曾山、谭震林等革命的前辈经常来建昌圩指挥抗日的工作。西天荒的点设在“小红妈”家中，北天荒的点设在湖边的“张要山”家中。

说起张要山，他是下蔡村生地岸人，因为家住湖边，世代以打渔为生，除三间小茅房外，就剩下两三只破渔船（最小型的），当时新四军的一部分军需物资，如大米、造手榴弹的生铁（指耕田用的破旧犁头，铁制的一些旧农具）等，利用小船从天荒湖运到他家中隐藏或者掩埋起来。有时军内有大事，领导们都乘小船常来他家开会，甚至是通宵达旦。

建昌圩的抗日根据地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建立起来至一九三九年间已整整过去两年，尽管敌人的疯狂和残忍，根据地却没有受过严重的破坏，而张要山家的这抗日地点也没有被暴露，可到了一九三九年八月初九这一天，尽管早秋刚刚降临，但天气却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寒意。当日下午，茅山地区的领导和建昌圩地方党组织在张要山家中召开了紧急会议（据说是讨论游击队里已出了叛徒，如何处治及反扫荡斗争的事宜。）为了安全起见，下蔡村的地下党组织派了好几位同志在东西两头放了哨。西边的两个同志的暗哨放到了去上新河村的圩埂边，主要是防止从延陵镇下来的日本鬼子，而东边的暗哨设在下蔡村西边一百多米的“碾坊桥边”。它离张要山家有三百多米的地方，中间还有三条小河相隔，小河上各有三座独木桥相连，如果发现情况，只要掀翻一座跳板桥，敌人也就无计可施了。万一敌人涉水过河，行动就慢多了。所以这两个暗哨的设立可以讲是万无一失了。但是由于叛徒出卖，据点还是被暴露了。

徐大毛同志手拿一支“独子联手枪”就站在离“碾坊桥”暗哨百来米的牛车棚里。不料，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样子，徐大毛一下就发现下蔡村西口有好几个打扮成老百姓的年轻人，推着几辆独轮车，车上都装着麻袋，象是生意人。徐大毛心里一惊，心暗想，这几个人到生地岸做什么呢？要是去上新河镇得走北面的圩埂，怎么走到这里呢？如果走近路，也有些不妥，应该走下蔡村的北面。当时的碾坊桥只是一座只有两根棍小木头的小桥载重物品独轮车不方便过去，况且，生地岸地西面是一条较宽的大河（河西约三、四十米宽），直通天荒湖，根本没有桥或坝可以过去。不对，肯定有问题，一刹那间，那伙人到了碾坊桥边，立即甩掉小车，随即从麻袋中抽出长枪和机枪，过桥后，直朝张要山家的方向飞奔。这时，徐大毛更确定来的几个人不是什么生意人，而是日本鬼子和伪军。他们为了要抓住茅东县委在张要山家开会的领导同志，经过乔装打扮不穿军装，不带狼狗，更不成群集队，想悄悄地包围开会地点，来个所谓的一网打尽。徐大毛只有一个念头，要赶快给开会的同志报信，显然跑过去是来不及了，也不可能了，说是迟，那时快，他从腰间掏出了那支擦得闪亮的独子联手枪，朝飞奔的鬼子“砰”的开了一枪，既打了鬼子又送了信号，开会的同志听到枪声，立即乘小船消失在天荒湖中，而徐大毛紧接着又熟练地又开一枪—“砰”！哪知鬼子听到枪声吓破胆，不仅不往前冲，几个人却趴在小河边举起枪向埋伏在牛车棚里的徐大毛射击。而后从下蔡村里又涌出了二三十个人，拼命地向碾坊桥边冲去，向鬼子开火，这时鬼子、伪军荒了手脚，架起了机枪乱扫，开始敌人摸不清头脑，不敢再向前冲，等到打了一阵枪后，才发现牛车棚里只有徐大毛一个人，知道上当了，但敌人却没有放过徐大毛，继续用机枪扫射，徐大毛同志由于武器简陋寡不敌众，最后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了。

等鬼子打死了徐大毛后，再向张家扑去，已是一场空了，开会的领导同志早就隐蔽到芦苇荡去了。鬼子望着芦苇荡急得哇哇直叫，抓住他！抓住他！！打了一阵乱枪，还不死心，又抓住了张要山，想从他嘴中得到什么口供，把他带回鬼子窝，灌水、上老虎凳，把张要山折腾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招供，敌人知道问不出什么来。虽然没有杀害张要山，但当时张要山被地下党通过关系取保回来后，两腿已残废，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徐大毛、张要山两人一死一伤，他们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为了抗日，为了人民，一个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个受尽了折磨，他们在生死关头面前，想到的是茅东县委的领导的安全，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想到的是抗日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们爱党、爱人民，心里仇恨日本鬼子，仇恨汉奸。徐大毛用自己的生命为茅东县委的领导同志的突围，打响了信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的死，重于泰山，解放以后，徐大毛同志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张要山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徐大毛同志牺牲后，茅东县委的领导通过地下党查明证实，那次鬼子的偷袭，动作快，时间准，是那个“小驼子”叛徒的出卖，就在当年，这个可耻的叛徒，已被新四军处决，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二）

毕东升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27日

王炳国（1919—1942）章一乡青抗团团长

田庚保（1923—1942）青抗团团员

涂庚林（1922—1942）青抗团团员

赵兆连（1922—1942）青抗团团员

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在陈毅司令员的率领下，挺进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它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胸膛，使得日伪军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茅山东麓的天荒湖地区，河网密布，芦苇深深，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得天独厚，再加上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便很快成了新四军坚持抗战的重要基地之一。他们在这里建党建政，发动群众，屯兵扩军，创办兵工厂、疗养所、后方医院、被服厂和湖滨学校，把抗战的烽火点燃水乡的角角落落。同年12月份，圩区各地是农民的则加入了农抗会，是妇女的加入了妇救会，是青年的则纷纷地加入青抗团。吕坵有四位热血青年，王炳国、田庚保、涂庚林、赵兆连理所当然地参加了青抗团，年龄稍大一点的王小虎也参加青抗团，王炳国同志被选为章一乡青抗团团长。在地下党组织和新四军的直接领导下，吕坵青抗团极其活跃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战活动。

开展民族骨气教育，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青抗团是群众性的青年抗日组织，其主要活动和任务有宣传抗战，发动群众；培养青年，提供兵源；打击日军，锄除汉奸；保护群众，维持秩序；组织儿童学习文化，搞好生产，支援前线等。吕坵青抗团团员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接受了培训，回来后即深入到各自然村，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开展民族骨气教育。王炳国一米七五的个儿，身材魁梧，脸色红润，嗓门较高，声音洪亮，工作起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到一处，他总是学着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七兵站站长眭俊同志的口气说：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史上屠杀人民和掠夺财物规模最大，破坏最为严重，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最为深重的一次侵略战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锦绣山河在日军铁蹄下蹂躏，中华民族千百万人民大众遭日军杀戮，无数宝藏被掠夺……侵华日军在我们金坛就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疯狂地烧杀奸淫，对平民百姓滥施法西斯暴行，金坛人民遭到了空前浩劫。昔日繁华的思古街，大沿河巷，西门大街，小南门大街均被烧毁，成为一片废墟。城中火光冲天，数十里之外，皆可见到浓烟翻滚，月余未熄。全城有5000余间房屋被烧成灰烬。每讲到这里，田庚保等其他青抗团员总是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鬼子！不做亡国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万岁！参会群众也积极响应，顿时，会场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接下来王炳国又讲：江南，这曾经被文人墨客千古吟颂的人间画境，今天不再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不再是“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岸春水四重天”，不再是“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妖翠画江南……”日本帝国主义把江南当成一个屠宰场，把整个中国当成一个杀人场。我们要生存，否则就灭亡，我们要争做自由的人，否则就要变成牛羊。我们要拼着最后一滴血，守住我们的家乡。有骨气的中国人不能再等待，不能有任何的犹豫，更不能有幻想，沦陷的江南在流血。日本军人在这里追杀中国百姓，如同追赶兔子一样，只要看见还会动的人就会开枪。

接着他换了一种语气说：“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我们有一支抗日的部队，这支部队就是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部队。你们不是听说过平型关大捷吗！那是八路军打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是一样的部队，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不要以为日寇张牙舞爪，不可一世，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即使再加上几个汉奸，也还是少数。我们新四军虽然武器不够精良，但是我们是正义的抗战，再加上江南的老百姓，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军民团结起来，几个日本兵又怎么敢下乡抓老母鸡、抢花姑娘呢？乡亲们哪，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咱们在自己的家乡，熟悉这里的一河一桥，一沟一坎，不要怕那个短腿的日本鬼子，哪有主人怕强盗的道理……”

每一次演讲，王炳国等人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不快不慢，有理有论，情感诚挚，语言纯朴，讲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民群众受到深深的感染。

    剪电线  掘公路

      1939年元旦，天气灰蒙蒙的，刮着寒气逼人的东北风，这是江南地区要下雪的前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兵站站长眭俊带着警卫员小张来到吕坵，找到王炳国，要他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剪电线。在眭俊看来，青抗团从成立到现在，都还只是搞搞宣传，站站岗，放放哨，还从来没有单独去完成什么任务，这次算是对他们的考验。谁知，王炳国见有任务，异常高兴，立即表态：“坚决完成任务”！随后又问道：“不知要切断哪个地段的电线？”眭俊回答：“这一次要你们切断金坛至丹阳电线即可，完成得好，下次还有任务。”王炳国一个立正：“晓得。”精神抖擞地回去做准备工作了。

    王炳国找来了几个青抗团骨干，田庚保、涂庚林，还有赵兆连，他们四个人围坐在草垛旁，对这次任务作了周密的安排。确定了行动时间，明确了所带工具，确定了行动线路。这天，他们早早地吃过了晚饭，准备了所带工具，沿着圩堤，一路向庄城方向走去。庄城有日伪据点，他们带了大斧、钢丝钳，弓锯等工具是无法通过的。王炳国按照事先酝酿的方案，要求田、涂二人先赤手空拳通过敌人的哨卡，绕到庄城河对岸。谁知，王炳国有很强的投掷能力，小时候，他就能把半块砖轻而易举地投到对岸。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运动会，如果有的话，他参加铅球或铁饼比赛，定能拿个冠军。这时，王炳国通知对岸，“看好了，我把工具扔过去，你们一定要找到，落在水中，不怪你们，那是我的责任。”王炳国站要河边，先是把钢丝钳、弓锯不费吹灰之力就扔了过去，最后就是一把大斧了。他把大斧抓在了手上，比试了几下没有扔出去，因为大斧上有长柄，它不像钢丝钳那样，容易出手而且有把握，而大斧又是必带之物，最后他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决定用甩掷的办法，把大斧甩过去。他看了看河对岸，又看了看脚底下，使自己尽量缩短到对岸的距离，只见他紧握大斧柄，最大限度地伸展手臂，双脚在原地飞快地转动，手掌恰到好处的一松，只听得庄城河上空“嗖嗖”有声，大斧象一只大蝙蝠，跌落于对岸的枯草丛中。对岸的两个人在草丛中找到了大斧，并向他们的领导报告，“找到了！”王炳国暗地庆幸。他与赵兆连两个因为也是空手，当然也顺利地通过了哨卡，两路并一路，直向丹阳与金坛的交界处急奔而去。

     金坛通丹阳的电线架设在丹金公路东侧，离公路还有一华里的路，那时虽然有公路，但是路上通过汽车还是极少的。他们利用没有汽车通过的间隙，迅速地越过公路，来到电线杆下，找到一棵较细的电线杆，王炳国拿起大斧就砍。另外两个人也找一棵电线杆，拿起弓锯就锯，一个时辰不到，两棵电线杆在北风中只听得“咔嚓”“咔嚓”两声，应声而倒，两个手拿钢丝钳的同志，手脚麻利地将电线剪断，又分别跑向两端，把电线剪断。为了不让敌人对断线有再利用的可能，他们又把剪断的线一圈一圈地框好，带过公路，扔到了河塘里。这时，涂庚林提出不要全扔掉，留一框小的，我要带回去，我哥哥是个箍桶匠，他用得上。再说了，我这把大斧还是偷出来的，把铅丝带回去，总算是有个交待吧！

     这时，已近半夜时分，气温越来越低，风越刮越大，渐渐地下起了大雪，风搅着雪，雪夹着风，一派迷迷蒙蒙的风雪世界。四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胜利者的喜悦油然而生，江南漫天飞舞着鹅毛大雪，大有“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之气概。

     过了半个月，才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知；第二天早晨，小鬼子开着卡车，冒着雪一路检查过来。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站在那里“哇哩哇啦”不知说了什么？据分析大概是说：“大雪覆盖，什么蛛丝马迹也没有，这个案件无法破。”忙碌了几天，小鬼子们才把电线重新架好。这次破坏活动，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初战告捷，眭站长十分满意，当时就表扬了他们，他说：“一滴水能让一碗水溢出，一个人能扭转一个战局，在非常时期，你们有非常之举，很是了不得。”在以后的抗战活动中，也经常地带上他们。

     六月的江南，骄阳似火，到处都跟蒸笼似的，烤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阴。晚上更是停风息浪，闷热异常。一天夜里，新四军吕坵区大队一个通知，仍然有三、四十个群众，汇集到薛斌、薛小春的面前，为了抗战，为了保家卫国，他们正执行着一项艰巨的任务—掘公路。这队伍中，当然少不了王炳国、田庚保、涂庚林、赵兆连四个青抗团员，王小虎也参加了本次活动。首长要求，他们几个人是负责放哨。集合之前，他们早早地做好了准备，每个人手上都提着一个灯笼。这个灯笼不是用来照明，而是用来发信号的。三四十号人，有的拿铁锹，有的拿钉钯，还有的挑着畚箕，分成七八个小组，秘密地向东边的丹金公路进发。穿过左庄，通过高庄，又到达李高庄，到达蒋庄时，一阵狗叫，惊动了蒋庄的地方游击队魏有生、万金松等人。他们见是新四军组织群众前来毁公路的，很是激动，找到带队的首长，问道：“这个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呀？我们这里离公路近，行动起来也方便呀！”薛斌回答说：“我们怕鬼子发现了，会给你们带来灾难呀！现在，你们既然知道了，参加也无妨呀。”魏友生、万金松听如此说，立即发动群众参战。两路人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每20人左右一组，只要将公路挖开一个大口子即可。王炳国则安排两个人一组，一组向南，一组向北，分别跑出去300多米，选择地势高的地方隐蔽下来，手提着灯笼，怀中揣着火柴，一有情况，立即点亮灯笼，左右晃动，发出信号。

     夜深人静，月亮在云层中穿行。人们借着朦胧的月光，挥动铁锹、钉钯，欢乐地干开了。此时的江南，正是割麦插秧、耙田、点豆、养蚕、培桑的季节，然而却大家都知道，破坏公路重于一切。路不破坏，鬼子下乡扫荡，则一无障碍，那么人民群众将会遭受更大的灾难，所以，掘公路成了维护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抓住这一点宣传发动，一声号召，万众响应。人群中有人说：“我们把公路破坏了，鬼子就不能下乡了，就等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们也是新四军呀！”一位年纪稍大的大爷说：“以前我们曾经来修过公路，现在又来毁掉，唉！”言下之意，这不是恶作剧吗！王炳国抢着说：“现在破坏了，将来再来修呀！”大爷停下手中的活，睁着眼睛惊异地望着他，似乎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王炳国接着说：“以前修的路，现在鬼子要用，我们能给他用吗？所以要掘毁它，等打跑了鬼子，再修，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用，就再也不会来破坏路。”王炳国说得有理，大爷不作声被说服了。

     这时人群中一阵波动，有人嚷着：“鬼子来了！”有些人一下子惊慌起来，打算跑走。王炳国大胆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南北都有我们的岗哨，信号灯没亮，怎么会有鬼子来呢？再加上新四军首长都没走，不要怕。一没有枪声，二也没有探照灯，连鬼子的影子都没有，是你们心中有鬼！还是赶快干吧！”

     一场虚惊，大家都觉得好笑，又默默地了干了起来，钉钯飞舞，碎石滚动，长长的公路象似一段段被刀断的豇豆，那缺口象似一条条小干沟，虽然没有水，但是只要一下雨，那就是一条条小河。一个多小时，半里路长的公路，完全改变了模样。

     首长站在人群中说：“这样干下来，敌人的坦克、汽车就无法通过了，就连步兵也得请他们绕道走。我们今天的任务算是圆满地完成了。”

     掘路工程的圆满完成，准确的岗哨，稳定了军心，功不可没。王炳国等青抗团员又一次受到新四军首长的表扬。在以后的战斗中，吕坵青抗团还组成担架队，跟随主力部队作战。利用多种巧妙的办法，打击密探和汉奸。

   抵制日货，智除奸细

      苏南敌后游击战的广泛开展，极大地牵制了日伪军的兵力，使日伪军在苏南推行殖民化统治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日军为了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肃清其占领区的抗战势力，分别在直溪、排年、潭头、白塔、庄城、上新河、延陵等地都设立了日伪据点，唯有吕坵没有设立。因为吕坵地区抗日氛围十分浓厚，公开的有新四军、地方游击队在活动，暗地里又有许多的秘密的地下党，人民群众抗战意识也很强，所以，日军想设立却没有这个胆量。敌人为了摸清吕坵一带的真实情况，从苏、锡、常地区调来一批经过特种训练的特务奸细，伪装成小商贩，潜入到吕坵，刺探抗日民主政府的活动及军事情报，密查地下党组织情况。

      四月的吕坵，比起前一些时候，街市又分外地繁华起来。清晨7点多钟，街上的人流便熙熙攘攘的了。在吕坵大桥的西桥头，面朝大街的位置有一个人，麻利地解开包袱，拿出一块灰色的布料，平整地摊在地上，又将包袱中的所有布料，抖撒在地摊上，接着便张开嘴巴，操着外地口音，用嘶哑的喉咙嚷道：“快点来呀，买洋布呵，有白布、黑布，还有各色各样的花布！”说完，他拿出一根香烟，点着了，歪叼在自己的嘴巴上，不一会便有许多人围拢来，争抢着翻着布料。有一妇女手拿着几块布料，看看这块想买下，再看看那块，又舍不得丢下。只听得那个人又说道：“我这些都是零头布，比起那整匹的要便宜得多。要买得抢早，否则就没有你的份啰！”这时，那妇女付了钱，爽快地买下了。她拿着布料，在大街上边走边嚷道：“快去买洋布呀！那中巷口的地摊上有好多洋布啊！”正在街上巡逻的王炳国、田庚保听到此话，立即赶了过去，来到桥头堡。只见那人尖嘴猴腮，头戴一顶灰色礼帽，眼戴一副蓝色墨镜，上身穿一件长而垂的大褂，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裤，脚穿一双黄色的军用鞋，一看此人的样子，王炳国已知道来人不是什么好人。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走上前去，劈口就问：“干什么的？”那人也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说：“看不到吗？卖布的呀！”王炳国又问：“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卖日本布？”那人回答说：“我是从别人那儿批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日本货呀？”王炳国又说：“不许卖，赶快收摊离开！”那人说：“来到来了，要走可没那么容易！”王炳国拿他也没有办法，于是他招呼田庚保，“走！咱们回去！”

      回到家里，他嘱咐田庚保去通知涂庚林、赵兆连，还有王小虎一起到家里集中。他自己找来一支毛笔几张养蚕用的废纸，又用热水磨化了墨，在废纸上写上：“我们都是中国人，不买日本布”几个大字。刚写完其它几个青抗团员也到齐了。他又用热水打好了一盆浆糊，手一挥，“咱们走！”一行5人来到桥头堡，拨开了人群，就在摆地摊的北面街上，“刷”、“刷”几下子，他们把浆糊刷在了墙上，又把写好的标语齐齐整整地贴到了墙上，围观的人群见到了标语上的字，一个个地离开了。这一天那人的生意少做了不少，再加上这么一折腾，情报也没有打听到什么。

      第二天，那个人又来了，摆的地摊却换到了中巷码头。明天就是清明，吕坵的集场，他怎么可以不来呢？说不定明天还要来。王炳国等人发现了，按照昨天的做法，依然是在他附近的墙上贴上“我们都是中国人，不买日本布”的标语。那人看了心想，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再加上我的主要任务还没有完成，他只得忍声吞气，不便发作，但这几个青年的身影、容貌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通过侧面打听，他把几个小青年的姓名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暗地里狠下一条心，早晚有一天要和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算总帐。这边，王炳国等人也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那里获悉：最近，日伪军也安排了一些奸细，深入到新四军活动区域来刺探情报。根据一系列情况分析，王炳国认定：那个设摊卖布的就是日伪军的奸细。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他恨不得一口吃了那个家伙。为了做到不露声色，更为了给首长们一个惊喜，他把田庚保、涂庚林、赵兆连、王小虎五个人召集到一起，秘密地开了一个会议，照自己的设想，如此这般，一定要把这个奸细除掉。大家听了都十分赞同。

      这天下午四点多钟，王炳国等五人来到了五岐大桥旁，对这里的地形进行了一番的勘察。五岐大桥位于吕坵古镇南约两华里的庄城河上，桥桩两排，桥面用三根木头并排钉好，形成一个整体，中间桥面高而平，两端桥面略有倾斜。桥东岸有一片墓地，墓地西侧有一座五神庙；桥西侧圩埂下均是麦田，向南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河边是竹园。看好地形，王炳国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直接分工道：“田庚保、涂庚林、赵兆连你们三人埋伏在小河边，具体听从田庚保指挥。”说完他又把田庚保拉到自己旁边，用手罩住了他的耳朵，耳语了一番。“我和王小虎以五神庙作掩护，埋伏在坟地里，一切听从我指挥。”分工完毕，各自埋伏，等待时机。约摸等了半个多时辰，那个尖嘴猴腮的家伙，挑着两个包袱，一边亨着小调，一边摇晃着，出了吕坵南街，直向五岐桥走来，因为他要到白塔据点过夜，明天一早还要来吕坵。来到五岐桥头，他歇下担子，要休息片刻，一来是要集聚一下气力，二来是要为自己壮壮胆子，三是要抽一根烟。五岐桥建造已有多年，桥高、坡陡，再加上桥桩吃水的地方、局部腐烂，走上去晃动的很啊！一根烟抽完，他挑起包袱走上桥来。这时，田庚保招呼着另外两个人立即跟上自己，也一步步地走上桥。东边王炳国招呼着王小虎从五神庙中走出，大摇大摆地向五岐桥走去。那人见前面有人要上桥，急忙叫道：“等一息，让我过去，你再上桥。”王炳国回答：“这座桥，只允许你走，我就不好走啦！你回头让我先过去。”那人一看后面已有几个人上了桥，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得硬着头皮前行。王炳国三大步走到桥中间，六个人在桥中央，桥骤烈地晃动起来，那个人不敢再走了。他停下担子，揉揉眼睛一看，原来是白天在街上遇到的那几个青年，情知“不好”，正想从腰间拔出手枪，只见王炳国手疾眼快，飞起一脚，将那人连同包袱一齐踢入河中。他们五人也一起跳下水，六个人混打在一处。一开始，那人还想用擒贼先擒王的手法，欲置王炳国于死地。谁知王炳国水性特好，在水中搏斗，那是他的强项。那人想摁住王的头，摁了几次都没有摁住，王炳国却反转身按住那人的肩膀，狠狠地压入水中，一边摁一边说：“我叫你这个汉奸吃里扒外，我叫你这个奸细为虎作伥。”那家伙吃了几口水，渐渐地没有力气，甚至连喊救命的力气也没有了。王炳国招呼其他几个人“你们把包袱打捞上去，查一查，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这个人就交给我吧！”说完，他又把那个人深深地压到水底，接着水面上冒出了几个大气泡，就再也没有动静了。王炳国游到了河边，舒展地呼了一口气，说道：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不一会，那人慢慢地浮出了水面，他们把尸体拖到岸边，从那人身上搜出了一本小本子，上面写着王炳国等人的名字，还画有一张吕坵的地图。又从那尸体的腰间抽出了一支百朗灵手枪，王炳国拿手枪向远处瞄了瞄，激动得一拍大腿，“果然是个奸细。”

      晚上，他们几个人回到了家里，高兴得一夜都没有睡得着觉。雨洒下江南，风送着捷报，吕坵青抗团的声威在建昌圩传开了。

    识破奸计，智截黄豆

      江南的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抗日民主政府，依据上级规定，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又开始了下半年的征收田赋公粮的工作。日伪军住在城区，也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们也安排一些奸细到农村来收粮收豆，以破坏抗日民主政府的征税赋粮工作。

      一天上午，吕坵后巷码头，停靠了一只带有篷帆的船。船仓中已经堆着十几麻袋的东西，跳板一架好，从船上走出三个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人，扛着一杆大秤；一个头戴着笠帽的人，他一只手拿着扁担，一只手拿着算盘；还有一个穿着布大褂，满脸长满胡须，手夹着两扎麻袋。他们来到码头岸上的一个空旷地方，东西放下后，只听那个满脸长满胡须的人说：“就在这儿了，我就去招呼人。”说完，便快捷如风地大街小巷地跑，边跑边张啰着：“赶快去呀，后巷码头收黄豆啦！价格很高，都是现大洋啊！”老百姓听说就在自家门口收黄豆，省得到县城里去，又是现大洋，真是太好了。有几个老百姓便手提肩扛地将黄豆送到码头，一过秤，就付钱，很是爽快。卖了黄豆，手拿银元的群众在回家的路上逢人就说：“我的黄豆价格好，还不扣水分和杂质，称完就付钱，真是太爽了。”经群众一鼓动，来卖黄豆的人更多了，后巷码头立马热闹起来。王小虎、王炳国、田庚保、涂庚林的家就在后巷码头最近处，没事他们几人也来看热闹了。这时只听得有位妇女惊叫了起来，“不对，你们的秤不准。我的黄豆在家里是称过的，足足有50斤，怎么到了你们这儿就只有40斤呢？”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人说：“可能你在家看秤花看错了，我们这里的秤绝对准。”那妇女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眼睛昏花，怎么会看错了呢？如果不给我这个份量，我不卖了。”说着就动手从麻袋里扒黄豆。还没有扒了几下，那个穿布大褂的络腮胡子说：“够了，不要再扒了，不信称给你看。”说完，拿起绳索抬起扁担一称，果然只有40多斤了，那妇女又大呼小叫起来，“不对，不对，根本不对。我家的黄豆与你麻袋的黄豆是两样的，怎么我的黄豆还没有扒出来，就只40多斤了呢？是你们秤有花样？”这一切的一切，都让王炳国看得一清二楚，他一个箭步跨到那个络缌胡子的面前，从他身后的空麻袋下面，又拎出了一个秤砣，两只秤砣放在一起，粗一看，砣绳和砣几乎都是一样，但仔细一看，后来拎出的这个砣，明显地大了一点，这还了得！王炳国抓到了把柄，提高了嗓门说：“你们这些奸商，大秤进，小秤出，凭这样的手段赚钱，坑害老百姓真是太缺德了。”说完，他把那只略大的砣扔到了河中央。嘈杂的场面，一下子静了下来，王炳国用命令的口气说：“用这个砣，把那个妇女的50斤黄豆退给她。”络腮胡子见西洋镜戳穿，只得又在扒了几下，秤足了50斤黄豆退给了妇女。络腮胡子走到山羊胡子旁边，耳语了一番说：“不收了，今天不收黄豆了！”说完拿着秤收拾东西就要回到船上去。王炳国见此，双眼圆睁，卷起了袖管，露出了粗壮的胳膊拦住了去路，厉声说：“你们敢不收。黄豆已经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大秤砣被我扔了，你们就不收。不收今天你们也休想就这样走。”接着他招呼着王小虎、田庚保、涂庚林：“你们同我监视好，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我去有点事，马上就来。”收黄豆几个人见如此阵势，只得硬着头皮继续收。王炳国离开这儿，一路朝夏潢村跑去。他在夏潢村找到了赵兆连，要他立即赶到吕坵后巷码头，会同田庚保他们，共同做好监视工作。他又深入到天荒湖深处，找到了新四军的首长，要求新四军把这船黄豆截下，并向军首长表态，要拦截下这船黄豆，只要如此这般就可以了。

    下午四点多钟，几个收黄豆的人最后几只空麻袋都多少装了一点黄豆，对王小虎几个人说：“没有麻袋了，我们准备收摊了。”说完，收拾东西就准备开船。王小虎等人听说要开船了，立马通告王炳国。王炳国又跑到真武庙通知十几个在那里休息的新四军战士，要求他们立即赶到中巷子口的吕坵大桥。谁知到了大桥，船已过桥，正扯起了篷帆，直向南驶去。王炳国鸣枪示意停下，收黄豆的那里肯停下。王炳国等人只得沿着大街向南追过去。追至前巷码头，王炳国见仍然没有停船的意思，举枪“砰、砰”两枪，篷帆“刷”地从桅顶一下子落到了甲板上。船失去了前行的动力，便在河中央打转转。收黄豆的人眼看走不了，便将船停靠在码头边，王炳国指挥着新四军战士快速地将黄豆搬到岸上。待到船开走后，他们将一部分黄豆寄存在豆腐店，以作以后换豆腐；又将一部分黄豆送到油坊，用着以后换豆油。这样一来，新四军在天荒湖里的后方医院，竹林疗养所，还有兵工厂就都有了食用豆油。这一仗不损一兵一卒，取得了胜利。王炳国等人得到军首长的表扬和嘉奖，而收黄豆的几个人，本想赚一笔钱，又能讨好日伪军，想不到偷鸡不着，倒蚀一把米。

    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黄豆拦截战取得了胜利，鼓舞了人心，人们抗战情绪空前高涨。一日清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七兵站站长眭俊和警卫员小张来到吕坵，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战形势，讲述抗战故事。为做好保安工作，青抗团团员王小虎，则被派到五岐大桥站岗放哨。他随手带去一根长竹竿，竿尖系上一块红布，竹竿一倒，红布不见，则示意前方有敌情，这就叫消息旗。田庚保、涂庚林、赵兆连被派往其他几个方向站岗放哨。王炳国则在会场，维持会场秩序，主持会议。就在真武庙的广场上，一百多号人正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从吕坵南哨口传来消息，讲有敌情。王炳国立即安排群众撤离会场，又吩咐眭俊站长和警卫员小张，赶快朝北跑，只要过了五叉河，踏上干东的地盘就安全了。会场则由王炳国处理，消除开会的痕迹。江南水乡，三步两桥，抬脚就是水。眭俊和小张飞快地过了孟岗小桥，转眼又来到吉家棚后面的五叉河，情况危急，一子又找不到船只，眭俊麻利地泅水到对岸，又大声地招呼小张“过来呀！”小张回答说：“我是北方人，不会水呀！”眭俊说：“你先下水，我来搀你过河。”眭俊重新回到南岸，扶着小张，一步步向河中央走去。越走越深，渐渐地没到了两人的肩膀。眭俊嘱咐小张：“这河不宽，你只要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我用劲地一拖，就能把你拖过来。”小张嘴上答应着，可心里却害怕得很，开始他还紧紧地抓住眭俊的手，到了河中央时，则死命地要把头抬高，竟然双手捧住了眭俊的头，整个身体都压到眭俊的身上。眭俊虽然是江南丹阳人，但水性却平常，经小张这么一压，便没有了主张，没头没脑地淹没在水中，小张死命地缠住眭俊，再加上河中长满了水草和菱盘，两人拼命地挣扎，纠缠在一起，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连方向也辨不清了，最后两人淹死在河中。半个小时后，什么情况也没有。王炳国来到了吉家棚，发现眭俊站长和小张已经陈尸木板，他悲痛异常，嘴中不停地说：“这是谁报的消息呀！我要去找他算帐！”他回转身，一路小跑步朝吕坵赶去。找到王小虎，带着责问的口气说：“眭站长和小张都淹死河中，这都是你报的准确消息呀！”

     王小虎一下子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说到王小虎，其实是个投机钻营分子，家里开着茶馆，平日里就是游手好闲，是吕坵的一个混脚。“歪戴帽子斜看娘，袜子倒比裤子长，搬弄是非管闲事，寻花问柳流氓相”这就是老百姓对王小虎的评价。他参加青抗团，纯粹是为了好玩，这次让他到五岐站岗放哨，他不是很好地执行任务，而是认为拈花惹草的机会来了。那天，他把竹竿系上红布，高高地插在村头，而自己却溜到了五岐村上，待他出得村来时，远远的、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一队人马从潭头方向正朝这边走来，便草草地认为，这肯定是潭头据点里的日伪军要来吕坵“扫荡”，于是立即倒下竹竿，竹竿一倒，没有了红旗，当然是有敌情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其实那队人马，根本不是日伪军，而是夏潢村的一个大户人家，要用船到无锡去装运货物，这十几个壮劳动力是去潭头闸拔船的，拔完船，他们扛着扁担，拿着绳索要回到吕坵，再回到夏潢。王炳国弄清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后，对王小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向新四军首长作了汇报，自己也作了深刻地检查。从那以后，青抗团再也不给王小虎安排什么工作和任务。新四军乡长王和甫年终在给青抗团员发放工资津贴时，又扣发了王小虎的工资，以示警告。谁知，王小虎不是认真地反省、认错，而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常常在大街上发狠劲，“我王小虎是什么人呀，脚跟跺一跺，吕坵大桥也要抖三抖，今天你们不把我当人看，明天我就要你们好看！现在这个世道，谁怕谁呀！”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动静，人们还以为王小虎是说得玩的。

      五月的一天，王小虎果然向潭头和白塔日伪据点密报了情况，两天后，日伪军调集了一百多号人马，将吕坵团团围住，把老百姓全部赶到了村中的一块空广场地上，要求老百姓交出新四军，交出青抗团，否则就要大开杀戒了。广场上一片寂静，大家守口如瓶。敌人没有办法，这时，还是王小虎暗中使奸计，日伪军将青壮年抓了二十多个，王炳国、田庚保、涂庚林、赵兆连四个人当然也在其中了。押送到金坛宪兵队，撤离时又在后巷放了一把火，烧毁了十多间房子。这一天，整个吕坵镇被白色恐怖笼罩，老百姓人心惶惶。

      这一年，侵华日军，对占领区已经实行怀柔政策。对所抓捕的二十多人逐一审问过堂，对那些确实是老百姓的，给予放行。两天后，就剩王炳国等四人没有放。镇上人很是着急，新四军、地方游击队、地下党组织纷纷想办法出主意，请出地方上毕炳生、夏荣照、朱福庚等几位大先生，带着钱款来到金坛疏通关节。眼看工作就要做通，日伪军准备放人，就在这节骨眼上，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

      那几个在吕坵收黄豆的奸商，已经死心塌地投靠了日本人，经常在宪宾队进进出出，听说又要释放从吕坵抓来的人，便想去看个究竟。谁知，山羊胡子和络腮胡子一看要释放的竟然就是拦截他们黄豆的人，于是计从心上来，恶在胆边生。他俩找到了宪宾队队长，山羊胡子咬着牙齿说：“这四个人就是新四军，千万不能放，一定要这个。”边说边用右手食指做着扣动板机的动作。宪宾队队长立即表态：“不再放人，为防不测，今天了结此事。”

      下午，日伪军一百多人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地押着王炳国、田庚保、涂庚林、赵兆连四人来到丹阳门外的一片乱坟岗，扔给他们每人一把铁锹，要他们每人挖一个坑，挖得稍慢一点，就用皮鞭抽打。挖好后，将四人重新捆绑好推入坑中。王炳国见此，高呼口号“打倒日本鬼子！”“不做亡国奴！”“中华民族万岁！”其他三人也跟着高呼。这铮铮铁骨的气概，一下子使敌人惊慌失措。后来敌人找来了四只蒲苞，里面装满了洋灰，再用蒲苞套在四人头上，这一下，不能呼口号了。敌人分成四个组，端着刺刀，轮番向四人发起冲锋，几个回合，四人倒下壮烈牺牲。

      第二天，朱福庚带着几个死难者的家属来金坛收尸，只见尸体已经干瘪，回到吕坵，家人在给死难者清洗换衣服时，发现王炳国身上被捅了二十八刀，这真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四条鲜活的生命走了，四个人的年龄加起来还不到90岁呀！他们的斗争故事却在民间一直传扬着，至今令人难忘。

      叛徒王小虎，由于他知道新四军、地方游击队、地下党组织情况太多了，没有多久，就被新四军捉到天荒湖芦苇滩上枪毙了。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一）

朱一明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26日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正局级离休干部李涤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0年9月19日上午9时25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李涤非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老党员而感到痛惜。”这是李涤非同志治丧领导小组对李涤非同志一生的总结和评价。

一、农家赤子

李涤非（1921—2000年）江苏省金坛区直溪镇建昌村委会杨家村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农民家里。父亲李志敏一共养育了5个子女，李涤非即其季子，少年时期叫做荣富，其兄长银庚（早逝）、敖齐，姐姐根粤，妹妹小妹都在本地务农婚嫁。由于建昌地势低洼，民国时期又没有防洪设施，一发大水就成洪涝，家庭生活十分拮据。其舅父袁楷系前清举人，才思过人善于经商，民国以后迫于生计便到金坛城里做布匹生意，店铺开得很兴旺，并在金坛大沿河巷柏梓码头购置了房产。他看到妹夫一家生活困难十分同情，于是就将妹夫李志敏一家接到城里经营丝线生意。由于李志敏勤快俭朴生活上虽不能说富裕但倒也过得下去，并让敖齐、荣富入学读书。袁李两家是姻亲，姑嫂之间十分和睦，舅家生活富裕经常帮助李家。舅舅袁楷十分喜欢外甥敖齐和荣富，晚辈表兄弟姊妹之间关系也十分密切。

二、抗日从戎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中华大片国土沦陷。1937年12月2日，日军沿常溧公路侵入金坛城，疯狂地烧杀奸淫，金坛人民遭遇到空前浩劫。昔日繁华的思古街、大沿河巷、小沿河巷、小南门、西门大街许多房屋店面被日军焚毁，正常的商贸活动已无法进行。舅父袁楷思考着如何到直溪镇去开店，1938年3月，一天，袁楷从建昌、直溪乡下办完事回城，走到西禅寺（今樱花宾馆）前面，碰上下乡扫荡的日军，他躲避不及，被日军开枪打死，凶暴的日军当日还不准他家人收尸。舅父袁楷一死，袁、李两家做生意失去了经营头脑，生活很快陷入绝境。

1938年5月，李荣富的三表姐袁笑妹在延陵，由亲戚孙铁流（原名孙默卿，现名李坚）介绍，和一个姓潘的教师一起投奔了新四军，编在陈毅、刘炎领导的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袁笑妹怀着国恨家仇感受新的生活环境，很快发现新四军是一支了不起的人民军队。政治部主任刘炎是一个学问很深的人，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战很有办法，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易近人。丘东平（1010—1941）、戈白长、陈模等都很有才华，办事干练。陈毅司令员也经常和政治部的新战士聊天，分析抗战形势，使他们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袁笑妹随即动员因战争从无锡师范辍学在家的表弟李荣富（即李涤非），赶快参加新四军。1938年7月，李荣富在表姐袁笑妹的陪同下，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丹徒宝堰前隍村）报道，参加新四军，更名为李铁飞（因新四军有铁军之称）。参军后李铁飞被派往皖南军教导队学习，学习结束，分配在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任干事，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铁飞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处理敌后工作很干练，1939年10月组织上将其调至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政治处，任敌工股干事、股长。

1940年3月，中共中央要求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5月19日，李铁飞被任命为皖南沙洲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三、皖南狱炼

由于中共中央委员会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对于国民党的反动进攻不作准备，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4日晚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移师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顽军7个师8万余人的袭击包围。2月底，项英和周子昆策划向江北突围。李铁飞突围时，腿部中了3弹受伤被俘，他和200余名被俘的新四军干部，被关进监狱，李铁飞和邓旭初、杨进等6名共产党员秘密串联，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李铁飞是支部委员。他们领导被俘人员同敌人进行斗争，多次组织集体越狱。李铁飞对敌兵戴金邦开展秘密争取工作，使其对被俘的新四军战士产生同情；后来又争取了一些看护兵，为集体越狱打好基础。因叛徒出卖，李铁飞被单独关押审讯，敌人以“收买卫兵、组织暴动”的罪名逼他招供，企图将秘密党支部成员一网打尽，他坚不吐实。李铁飞腿上伤口已红肿化脓，144师军法处曾两次将他活埋，填土及胸，以死威胁。为了保护同志和共同越狱的难友，他视死如归。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后，又以“组织暴动罪”将他转移关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四、闽北游击

在上饶集中营，李铁飞组织难友同狱方开展了斗争。1942年6月，上饶集中营将关押人员向福建转移，途中行抵福建崇安县赤石镇时，李铁飞以领导人之一的身份组织了赤石暴动。他坚实沉着、机智果敢，暴动取得成功。冲出牢笼后，在武夷山区坚持武装斗争，李铁飞担任游击队副队长、队长。游击队昼伏夜行和前来围剿的敌兵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有许多事迹体现李铁飞的大智大勇。直到1943年敌军派重兵包围，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他仍组织游击队分散突出重围。突围后李铁飞来到上海，和其他游击队员约定在他的大表姐家（她们家地方大可以暂住下来）会合。刚住下准备休整，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教育部次长的二表兄，出差从重庆到了上海，办完公事特地来看望大姐，和表弟李铁飞等不期而遇，大家都很紧张。二表兄虽为民国政府高官，但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新四军的抗日主张也明白。二表兄断然向李铁飞等提出，在上海不能久等，这里耳目庞杂，笑妹也刚到上海，住在你二表兄家，我可以通知她到这里和你们见面，叫她设法护送你们到金坛建昌去。就这样李铁飞和其他5位同志终于安全地回到了苏南党组织的怀抱。        五、特殊使命

1944年党中央作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开展城市要道工作的决定”，中共苏南区特委书记吴仲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派李铁飞同志到南京组织地下军。李铁飞立即奔赴南京，播撒革命的种子，教育策反伪军警人员，物色和培养学生领袖，把一批进步青年带进革命队伍，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南京各界抗敌内援会”。被李铁飞教育策反的敌伪单位中，有伪财政部卫士大队，伪将校训练团所属警卫连、伪军官学校警卫连、伪警卫三师特务连等。他还争取了日本驻汪伪卖国政府大使馆的高级顾问李惟身等。李铁飞通过关系与学运骨干历恩虞、王嘉谟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在各大中学校之间联络，发展抗日力量，使学运蓬勃开展起来，使地下军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抗日爱国力量。南京各届“抗敌内援会”领导成员，在李铁飞的帮助下，也成为中共南京地下党的骨干。

1945年8月，李铁飞在活动时被汪伪宪兵司令部逮捕，审讯中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秘密工作身份和党的机密，从而保护了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在狱中他坚持斗争，并争取到同乡宪兵戴立春的帮助，将信送出，使组织的营救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他也因此而被释放出狱。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也随之垮台，中华民族取得了全面抗战的彻底胜利。

六、奉命北撤

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渴望战乱就此结束，国家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出发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共产党主动提出退出浙东、苏南、皖南等8个解放区以实现和平。9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内战危险虽然较大，但和平局面仍有可能。苏南、浙东、皖南三地区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移到江北的可能，望立即控制北上道路，保证北上的安全，准备将来适时渡江北上”。9月19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9月20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遵照党中央指示，10月1日新四军发出了《新四军告别江南民众书》开始北撤。在这些准备活动中，李铁飞等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1946年3月，李铁飞被任命为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科长。

1946年9月23日，内战在全面爆发，华中野战军取得了苏中战役的胜利。中共华中分局指示：“为恢复江南工作，开展国民党统治地区民主运动，建立我党秘密组织工作”。李铁飞为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做了许多工作。

七、迎接黎明

1948年李铁飞与骆明，在山东滨海结为夫妻。1948年末，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情报和敌区统战）并入华东局社会部成为第一室，扬帆同志由渤海调回，任副部长兼管一室工作。时在一室工作的王征明同志，与从山东滨海办事处前来的李铁飞夫妇是初次相识。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辽沈、平津、淮海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长江以北全线溃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统治中心。为迎接百万雄狮打好渡江战役，1949年2月，华东局委派李铁飞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驻六合站站长、江淮军区交际处处长。主要任务是，做好沿江船只收集，发动支前的船工和群众为渡江做准备；配合地下党组织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员林遵，为渡江战役扫清最大的障碍。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指示，总前委刘、邓、陈、栗、谭指挥二野、三野西起九江东至江阴沿江1000余里发起总攻，拉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1949年4月23日，林遵率25艘舰艇，在南京燕子矶江面举行起义；同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为争取林遵起义李铁飞付出了很多心血。晚年的他常对子侄辈们说：“我一生最欣慰的事，是为解放南京作了很大的贡献。”

八、沪上斗智

南京解放之后，大军南下势如破竹，李铁飞随三野直逼上海。国民党在上海的防守司令汤恩伯抵挡不住解放大军的炮火，留下了藏匿于沪上的敌特组织仓皇出逃了。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陈毅司令员出任上海市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副市长。李铁飞于1949年6月到上海市公安局报到，接任杨帆社会处一室主任之职。

杨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任副局长。王征明和李铁飞一道工作成为亲密同事。上海百废待兴，国民党中情局毛人凤等进行颠覆活动，派刘全德等敌特阴谋刺杀陈毅市长，派敌特封企曾等从海上携带炸药，企图炸毁上海市重要工厂等等。在这场反特斗争中，李铁飞和公安战线上的战友们充分展现了与敌斗争的高超艺术，从1949年6月至1955年4月，组织侦破了400多起国民党特务案，为保卫上海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成绩突出，李铁飞从公安局社会处一室主任（后改为政保处科长），先后提升为政保处副处长、派遣处副处长等职。他献身于隐蔽战线，从不计较个人的名位。

九、株连蒙冤

潘汉年在对敌隐蔽斗争中是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党员，建国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1955年4月，潘汉年突然以“内奸”的罪名被捕，并被判刑，开除党籍。杨帆、李铁飞等因同在社会部工作而受株连。从1955年4月到1965年6月，李铁飞被遣送进京在十三陵工地劳动改造。在这期间妻子骆明因提篮桥监狱围墙倒塌被压身亡，胞兄李铁舟（敖齐）也从苏州丝厂解职还乡。蒙冤10载的李铁飞得以放回上海，临行前，他探望了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大表兄。大表兄对李铁飞抵京10年未晤一面咫尺天涯隔离亲情的遭遇十分气愤，慨叹：“莫须有”何以令人信服！表弟兄盘桓数日后，李铁飞告辞启程返沪。李铁飞被重新分配在瑞金二路外滩公安局工作，可未到1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1967年11月到1973年4月，李铁飞又受“四人帮”及林彪集团在上海的死党迫害，长期遭隔离审查。1976年“四人帮”覆灭，李铁飞仍赋闲在单位没有被任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党组织为李铁飞在“文革”期间受到的政治迫害进行平反，他才重新工作被调整到上海市建国西路的内部公安局任上海市户政处副处长。此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朱文津女士，组合成新的家庭。1980年上海市公安局党组织又进一步落实政策，安排李铁飞担任政保一处处长。

1983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亲自过问，为1977年在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含冤去世的潘汉年进行平反，因“潘汉年案件”受株连的同志也彻底平反。公安部对李铁飞同志的问题再次复查，重新结论，恢复名誉，肯定其功绩，使20余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从此李铁飞更名为李涤非，像凤凰涅槃一样洗刷了强加于他的污蔑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政治非议。1985年李涤非离职休养，仍被聘为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安全部高级顾问，直至2000年9月逝世。

十、高风亮节

李涤非同志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他一生坎坷，历经磨难，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还是因“潘汉年案件”蒙受委屈和“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他都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始终对党忠贞不渝，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对革命事业无比坚定的忠诚和信念。病危弥留之际，他嘱托家人，将生前节俭下来的伍万元存款全部交纳党费。他勤于学习，勤于思索，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和政治修养；他精通业务、有胆有识、机智果断、善于策划，具有同敌特斗争的高超艺术，为建国时期上海政保工作作出了突出成绩。他离休后仍十分关心国家安全事业发展，不顾年事已高，为挖掘、整编党的情报史料，夜以继日地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体现了一个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他为人正直、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严于律己，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和大局意识。李涤非去世后，他的亲属和生前好友，上海市公安系统、上海市委、市政府都送了花圈派人参加追悼会，江泽民总书记也派人代表他送了花圈。火化后李涤非的骨灰安葬在陈云同志的故居上海市青浦青松路200号的福寿园内，和潘汉年、董慧夫妇等的墓葬相伴为邻。“斯人已驾黄鹤去，丹心如日照逝波。浊水污泥皆洗净，留住正气发浩歌。”生前好友王征明同志也在《上海公安报》上发表了《痛悼李涤非同志》的七绝诗6首，以此纪念这位国家安全工作的楷模。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十）

汤云祥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25日

在茅山东麓、天荒湖畔，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建昌。这里山清水秀，人民勤劳善良，七仙女和董永的传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千年。谢松寿出生在建昌一个贫困农户家庭，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排名第三。由于他自幼身体瘦小，且体弱多病，父母便让他在村里的学堂读书。谢松寿读书异常用功，老师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勤奋的学生。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世界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谢松寿目睹了当时中国的现状，他幼小的心里充满着对帝国主义的痛恨，爱国的火种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他暗暗立志要拯救处于危难中的祖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在读书期间，他如饥似渴，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受了许多的进步思想，从而眼界变得开阔，胸襟变得宽广。

成年后，谢松寿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他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而知识正是改变落后面貌的最有效途径，中国的崛起必须要通过教育来改变，他决定投身农村的教育事业。在教学中，他不仅教给孩子们知识，更是让孩子们要树立起远大的理想，长大后报效国家。

在任教期间，谢松寿不仅收获了学生对他的爱戴，更收获了爱情。一个叫贺粉青的姑娘爱上了温文尔雅、善良正直的谢松寿。婚后，谢松寿过起了甜蜜的婚姻生活，美丽贤惠的妻子让谢松寿感觉日子充满活力和激情。由于婚后两人一直没有生育子女，谢松寿便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

但这种平静的生活却被七·七事变的一声枪响打破了，1937年7月7日，日军终于撕下伪装，全面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被迫抗日，从而拉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很快日军便进入金坛境内，日军在下新河、薛埠、茅麓、白塔等设置了20多个据点。日军在侵入金坛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谢松寿对日本军队的暴行义愤填膺、切齿痛恨，但是苦于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这时，他心里已经滋生投军抗日的念头。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丢失了大块的祖国锦绣河山。1938年6月，陈毅、张鼎丞等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支队进入了茅山地区。虽然新四军武器差，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纪律严明、士气旺盛。新四军进入茅山地区，第一仗就打出了威风，新四军在韦庙袭击了日军的一支车队，消灭日军10余人，俘虏十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这一仗鼓舞和坚定了金坛人民的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首战告捷，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陈毅赋诗祝贺：“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表达了广大军民对初战获胜的欢欣豪情。从此以后，新四军威震江南，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里，很快，在新四军领导下，江南各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政府。

新四军的到来，让谢松寿看到了救国的希望，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抗日行列，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炉中来。谢松寿所在的田沟村，属于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沈渎区，由于他有文化，很快便担任了区大队的文书。区大队的文书，不仅要上传下达各种命令和通知，更是保管着大量的绝密文件，责任非常大。抗日政府制定的“八大要求”第一条就是：保守秘密，动作迅速。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的谢松寿更是牢牢记住这一纪律，在工作中严守秘密，尽心尽责。

日军为了彻底消除各地区的抗日力量，从1941年7月起，日伪军相继对茅山等苏南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苏南抗日军民，为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在建昌境内的天荒湖水面一万余亩，三湖相通，二百多条水道河流纵横交错，竹木成片，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隐蔽。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谢松寿便跟着区大队一起，围绕着天荒湖和敌人“躲猫猫”，不停地变换战术，坚持不懈地进行抗日斗争。

1942年7月的一天，谢松寿跟随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沈渎区区大队在史家村宿营，史家村紧靠天荒湖，三面临水，只有一条小路进出。由于白天不慎走露消息，狡猾的日军纠结了伪军共计数十人趁着夜色，偷偷摸进村想偷袭区大队。区大队设立在村口的哨兵非常机灵，及时发现了这些图谋不轨的鬼子后便开枪报警。

在深夜里，清脆的枪声惊醒了谢松寿，他一边迅速地整理文件，一边催促区大队其他人员先行撤离。区大队迅速向天荒湖边转移，部队紧急登船，并将船驶入芦苇丛中隐蔽起来。敌人越来越近，耳边似乎可以听到敌人如野兽般的喘息声，但是谢松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文件落到敌人手里。他迅速把所有的文件整理成一个包，仔细地扎紧，在确认没有落下任何文件后，便转身投进黑沉沉的夜色。

等他赶到湖边时，区大队已经登船离开，谢松寿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水，向区大队隐蔽的芦苇丛摸去。天荒湖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水都不深，即使是水性不好的谢松寿也可以到湖里打芦叶、摸河蚌。但7月的天荒湖正值雨季，水量是一年中最丰富的时候，在这个漆黑的夜里，往日美丽平静的湖水逐渐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

敌人已经到了岸边，不停地用手电朝水面来回逡巡。原本就体质柔弱的谢松寿，已经体力不支，而越来越深的湖水更将他最后一点力气也耗尽。敌人在岸上，回去就要被俘虏，文件也要落入敌人手里，战友就在前面的芦苇丛里，这段距离成了谢松寿生命中最长的距离，一个永远也无法到达的距离。

别了，我最亲密的战友，我的心将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别了，我最慈祥的父母，请原谅孩儿的不孝；别了我最心爱的妻子，今后的岁月你一个人要坚强地走下去……

谢松寿为了保护区大队的绝密文件，坚决不当俘虏，用生命捍卫了“严守秘密”的纪律，用热血践行了报效祖国的信念。天荒湖将这位英雄儿女永远留在了她的怀抱，天荒湖边的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位瘦弱而坚韧的好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丰碑上，也永远留下了他平凡却又浓墨重彩的一笔。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九）

陆荣生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24日

史章兰，女，1927年7月24日生于金坛区直溪镇建昌圩天湖村委会建中村，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由魏光裕、罗九小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如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史章兰读书时天资聪颖，成绩优秀。她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她憎恨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1942年10月至1943年11月任天湖乡党支部书记，1943年10月调到茅东县委机关工作，在县委书记周峰和副书记张仲英的直接领导下，担任党内机密交通员，主要联络建昌区吴饰坤，陶宝区胡逸（女），九宝区邓毅，丹三区王树荣以及阳山交通站、九仙交通站、上新河交通站的负责人。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后，张仲英同志是茅山留守处主要负责人，史章兰在张仲英的领导下仍然担任联络工作，负责联络太平区的张国荣，九宝区的邓毅、汤连宝、范大友，陶宝区的凌荣炳，怀山区的翁七斤（翁勇），丹三区的应成兴、王树荣，建昌区的薛晓春、王金敖以及宜兴的熊兆仁，溧阳的徐明，句容的缪金坤，金坛的余慎。

张仲英1945年10月—1946年2月为中共茅东县特派员，1946年2月被捕牺牲后，由眭中接任其工作，史章兰在眭中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做上述的联络工作。

1946年10月接上级指示隐蔽上海，1947年2月被捕关押在南京宪宾看守所。1947年农历8月26日被保释。释放后在金坛县负责征借粮草工作。1949年10月建国后至1981年6月在上海工作，1981年7月离休。2005年3月与世长辞。

史章兰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舍生入死为党工作，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许多动人事迹。

1941年，她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组织妇救会、儿童团，集资捐款，收缴军衣军鞋，支援抗日斗争，她工作积极，热情很高，但缺乏斗争经验，引起了排年据点汪伪军的注意，伪军很快发现和尚桥墩子上有一名地下共党分子，将此消息报告给直溪日伪据点，直溪据点命令排年据点尽快拿下此人。因此，他们天天来墩子上寻捕史章兰，白天来夜晚也来，但始终未见史章兰踪影。排年据点的那个汪伪排长发誓说：“不抓到史章兰决不罢休。”和尚桥这一带大人小孩都知道日伪军要抓史章兰。

1941年农历腊月二十五夜晚，北风呼啸，天空中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飘着。农村有腊月二十五夜晚“燃山”的风俗，说是这天夜晚火神菩萨巡视人间，他看到人间到处火光冲天，将此情向玉皇大帝据实禀报，就不再降火灾于人间了。因此，这天夜晚，一群男儿童在野外燃起了熊熊篝火，趁着篝火的亮光，发现不远处来了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孩子们意识到，这可能是来抓章兰姐姐的，一个稍大的男孩飞一般跑到章兰家，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讲述了刚才看到三个人影的事。史章兰来不及做多少准备，仅披了一件蓑衣，戴了一顶芦帽，撑着小船向南天荒湖墩而去，墩子上除了一片皑皑白雪和一个小芦草堆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史章兰蜷缩着身子，钻进芦苇堆过了一夜，她整夜没有入睡。那夜，三个汪伪军到她家来回五次，去了来，来了又去，来来去去是想杀回马枪。在那寒风凛冽的冬天，史章兰一连六天都夜宿在那儿。

翌年的一个夏夜，一个日军带着六个伪军又窜到了史章兰家，威逼她父母交出史章兰，做父母的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交出女儿。那个日本军用中国话说：“不交的，统统的刺拉刺拉的。”最后，那帮家伙将史父抓到排年伪据点作为人质。顾慕之与朱金山两位与伪军交涉多次，最后用5担稻将史父保释回家。回家后，史父母再也不准史章兰参加革命工作，要她呆在家平平安安过日子。史章兰说什么也不答应父母的要求，仍坚持她的革命活动。

再说，日伪军抓史父的那天夏夜，史章兰一夜没有回家，她隐匿在南天荒湖东岸的乱坟地里，蚊虫叮咬算得了什么？她踩着了一条蛇，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她不知道，但没有被咬着。

史章兰革命意志非常坚定，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本色。直溪、排年据点的日伪军决心要抓到史章兰。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安全，于1943年10月将她调到茅东县委担任党内机密交通员（地下交通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抗日根据地展开反复的“大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1942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进行了“大扫荡”和梳蓖式的“清乡”。日伪军在延陵建立了“清乡”指挥部，成为“清乡”前哨。

新四军和茅东县委决定拔掉这颗毒牙。为了协助新四军16旅47团、48团摧毁延陵“清乡”指挥所，茅东县委要求有关区委做好配合协助工作。为此，作了周密部署，制定了《配合新四军16旅消灭日伪“清乡”指挥部的作战方案》。

县委书记周峰令史章兰将绝密文件交给建昌区委书记冯公力，陶宝区委书记胡逸，太平区委书记张国荣，九宝区委书记邓毅，丹三区委书记王树荣和上新河站负责人。

史章兰将一封封信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藏在裤管里，手提包袱，打扮成回娘家的样子。她第一站向东到达建昌区委，再北上到达了上新河交通站。正准备过上新河桥向丹阳方向走去，尔后右拐向丹徒方向走过来。此时，她抬头向桥上望去，发现桥北堍上站着两个持枪的伪军，过不去了，怎么办？她立即回头西行，准备过望仙桥，先到丹徒方面，后到丹阳方面。史章兰抱着这个计划，走近望仙村，看到望仙桥同样有两个伪兵把守着，怎么办？如果强行过桥，万一让敌人搜出文件那可要出大事的，考虑再三，她决定凫水过河。可是她又想起，今天是她月经来潮的第二天，听娘说，经期不可下水受凉，下水会遭病有生命危险。

考虑来考虑去，她拿定了主意，党交给的任务是至高无上的，个人生命必须服从党的事业，她毅然决然脱下外衣，装进包袱，将几封文件裹在包袱的最里层，跳下上新河，一手托起包袱，游到了北岸……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联络任务。

1943年7月21日，新四军47团、48团在几个区委抗日武装的有力配合下，彻底摧毁了延陵日伪“清乡”指挥机构——宪兵队、警察所、政工团、清乡大队等。

在遇到党的利益与个人生命发生矛盾冲突时，史章兰选择了以个人生命服从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利益。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我们才能在小米加步枪的条件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八）

史奋宝、邓景福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23日

张元富，小名叫张六斤，1920年出生于建昌乡建中村一个雇农家庭。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天湖乡和尚桥地下党支部委员，青抗团主任。1941年6月牺牲。

张元富，八岁进私塾读书，他聪明好学，能提前完成私塾教师布置的识字、背诵任务，并练得一手好字，深得塾师喜爱。由于他的兄弟姐妹较多，仅靠父母租种几亩薄田，难维持家庭生计。15岁时，张元富就不得不辍学，自谋生路，开始了帮地主种田的雇工生活。这种特定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造就了他勤劳朴素、坚毅顽强的品格。

1937年12月，金坛沦陷后，日寇横行无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土匪汉奸，应时而起，敲诈勒索，为虎作伥，横行乡里。眼看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眼看家破人亡的惨景，眼看敌人骄横疯狂的兽行，张元富怒火中烧，义愤填膺，想要打击敌人，却苦无出路。当时他也不懂得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1938年7月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与邻村和本村的几个青年一道在谈什么事，经人介绍，才知道是李钊同志。李钊同志向他们介绍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并要求热血青年组织起来，消灭敌人，保卫家乡。张元富听了一拍即合，正中下怀，不禁心花怒放，感到自己的心愿这下可以实现了。不久，“青年抗日救国团”在小袁村召开了成立大会，张元富成为该团的团员。从此，张元富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逐步成长起来，他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抗日决心更大，救国之心更切，胜利信心更足，立场意志更坚。他积极从事发展壮大“青抗团”的工作。动员表兄高尔齐，胞兄张元贵、张世富参加了青抗团。1939年7月，他与张松柏、魏光裕、冯金元等同志被批准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至此，他的奋斗目标更明确，对抗日救国工作更加主动积极。不久，在顾茂之（中共党员）家中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会上，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和壮大组织工作。张元富被推选为党支部青年委员，并担任天湖乡青抗团主任。他的活动范围更大了。张元富经常带领全乡青年和地方武装到铜板桥一带破坏公路，扰乱敌人；领导全乡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向地主绅士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讲述开明地主的事迹，使多数地主愿意接受并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对少数顽固不化的地主则通过斗争，强制执行。

1941年6月的一天，几十个鬼子驱使着汉奸特务化装成新四军的便衣侦探，想诓骗民众说出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人员，妄图一网打尽天湖乡的党员，消灭地方抗日力量。当这伙便衣特务走到五眼塘边时，遇到了正在水车上车水的张元富等三四个人，特务队他们说：“我们是新四军，你们知道张松柏在什么地方？”张元富接口就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敌人暗喜，估计他一定和新四军、共产党有联系，让他带路去张松柏家。这时，张元富的头脑很清醒，他想：这些人如果真是新四军，要找张松柏，绝不会走到这里来。况且支部书记魏光裕的家就紧靠路边，他们为什么不去找他？……一连串的疑问在他脑子里闪过，他站在水车上抬头向远处（敌人来的方向）眺望，发现又一群像鬼子装束的人在缓慢蠕动。他情知有诈，断定这伙人是汉奸特务。他明明知道，冯金元在张松柏家研究工作，绝不能把这伙人领去，他暗下决心：将这伙人领到小袁村去，以便拖延时间，创造条件，让张松柏和冯金元脱离险境。当他们进小袁村时，张元富故意高声说：“张松柏究竟在哪里，我怎么晓得呢？”他以此暗示正在玩耍的张莲英、袁锁才两个小孩去报信，这两个孩子不负重托，机智地绕到王家村西的五眼塘边，向王登扣家借了一只大木盆划过河到张松柏家，对张松柏说：“我们看到张元富被两个‘便衣’押着，要找你，他说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张、冯两人一听情知有异，便与冯金元立即转移到铜马泉。敌人在王家村、小袁村均未抓到张松柏，才知道中了张元富的缓兵之计，将张元富毒打了一顿，并强迫他把他们领到张松柏家。这时张元富估计张、冯已经转移，他故意一瘸一拐，慢慢吞吞地向张松柏家走去。结果，鬼子、汉奸又扑了个空。敌人恼羞成怒，当即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将他押至直溪桥据点。

在敌人据点内的个把月时间，是张元富一生所处最黑暗、最残酷、最受折磨的时期。敌人对他一次又一次的严刑审讯，弯弓吊、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一次又一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逼他供出地方党组织和党员，而他始终未吐露只字。敌人一无所获，不甘死心，耍阴谋，施诡计，妄想利用亲子关系，父子之情，让与其父作最后一次见面，诱他吐出实情。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敌人估计张元富会向其父吐露心声，会委托父亲代办一些他生前未能办完的事……敌人梦想从隔壁窥听到严刑逼供不出来的机密情况。可是，敌人又一次失败了。张元富的身体虽极度衰弱，可他始终心明如镜，他意识到让他与父亲见面是敌人设的圈套。他故意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我不是什么共产党员，我是种田人，从没做过坏事，至于谁是共产党员怎么会告诉我呢？我是无辜的，请‘家里’人放心，我不会出什么事情的。”敌人无计可施，图穷匕首现，残忍地向他下了毒手。1941年6月18日，张元富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

张元富烈士威武不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他对党和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鬼子、汉奸刻骨仇恨。他的壮烈牺牲，说明了敌人是彻底的失败者，证明了张元富在与敌人斗智、斗勇中是强者。他是正义的代表，是民族的精英，是党和人民的优秀的儿子。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激励着人民。建昌圩的抗日烈火在党的领导下越烧越旺，威震敌胆、张元富烈士死得光荣。人民永远怀念他。每年清明节，附近学校的学生都会到墓地去纪念他，缅怀他的光辉事迹。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七）

肖志进、刘洪发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21日

陈清凤同志是江西上饶人，生于1914年12月。她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1923年起随父母在资本家开办的工厂里做工，饱尝

了资本家、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之苦。1926年，她怀着为工农翻身、民族解放的大志投身革命，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陈清凤同志历任闽北红军独立团崇安独立营看护长，中共闽北分区委机关党总支部书记，组织部长，中共闽赣省委妇女部长等职。

1929年，她随部队在福建省邵武县竹机隆区同反动大刀会作战中英勇负伤。1930年至1933年间，她参加了所在闽北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闽北根据地的几次反革命“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奉命留在南方闽北苏区打游击。之后至1937年，她积极做好闽北红军游击队的组织、思想工作及群众工作，和战友们一起历尽艰难困苦，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陈清凤同志所在的闽北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投入抗战。1938年春，她调任中共东南分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妇女部委员、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文书，从事组织民族抗日斗争。在办事处，她协助时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40年，她任中共东南局巡视员和妇女部特派员，受东南局派遣来到江南茅山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搞整党等工作，进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建设，调整和加强了一些地方党组织，以及扩招新四军，发展了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抗战，于1945年8月取得了最后胜利。

1945年10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撤，留下一部分力量在原地坚持活动。陈清凤同志服从组织决定留守江南茅山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此期间，她任中共天湖乡党支部书记、乡长，并分管建昌区的一些地下党支部活动和领导圩外十字河地下交通联络站。在国民党反动派“清剿”的腥风血雨中，她艰难地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1949年4月，百万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时，陈清凤同志积极做好宣传群众和接应工作。她带领党员和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通讯设施，并对国民党地方部队展开攻心战，瓦解并击溃了国民党在金坛后阳一带盘踞的莫虎松反动武装，以接应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24日金坛解放了。不久全国解放，同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陈清凤同志便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曾历任金坛县直溪区公安特派员、金坛县妇联委员、县工作组组长、金坛县法院审判员、金坛县政协委员等职。她长期勤奋工作在第一线，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1982年8月，陈清凤同志光荣离休。离休后，她受组织委派，或单位邀请，做关心下一代工作。陈清凤同志曾到多个单位作报告，曾担任几所中小学的校外义务辅导员，她继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她教育广大青少年热爱祖国，发扬优良传统，激励他们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2004年1月，陈清凤同志因病在金坛逝世。她为共和国的创立和建设奋斗了一生。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六）

陈志明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20日

曹江临，金坛市建昌镇（行政区域调整后隶属直溪镇）丁家塘人，1906年他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只读了二年书就辍学在家，但他酷爱学习，求知欲很强。辍学期间他一边种田、放鸭，一边看书写字，不懂就向别人请教。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战火很快烧到了曹江临的家乡，同年12月，日本侵略军入侵金坛。曹江临便立志投身抗日斗争，同时积极等待时机。1938年春夏，新四军挺进苏南茅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苏南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就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派吴仲超、邱东平带领一批干部，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在茅山地区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曹江临就在此期间积极地投身到这场革命运动中去。1938年下半年，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指导下，他积极组织青年抗日团，被选为章爱乡青年抗日团团长。并以青抗团团员为骨干，组织了抗日游击小组，打日寇、锄汉奸、送情报、接伤员。从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茅山地区后，建昌圩（今直溪镇建昌圩一带）很快成为新四军坚持苏南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不久，中共苏南特委成立，吴仲超为书记，王丰庆、郭枫为委员。镇江、句容、丹南、丹北、当（涂）芜（湖）、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和溧阳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县委或工委。到1939年夏秋，中共苏北特委和苏皖特委相继成立，这样，在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区域里，已经建立了3个特委14个县委（工委）。同年下半年，曹江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地方抗日武装警卫连连长。

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实现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必须“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金坛市直溪镇建昌圩一带地处茅山根据地东部的平原圩区，河湖港汊交织如网，地形复杂多变，新四军与这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相对比较安全，因此就选定在这里召开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任青抗团长的曹江临提出将自己的家捐出来作开会使用，同时他为大会捐募了50块银元，交给了陈毅，陈毅还写了收条给他。会议最后决定在建昌圩丁家塘曹家召开。曹江临家是一座大屋顶草棚。大草棚只有顶，四面没有墙壁，气候已经转冷，曹江临和大家买来许多芦箔夹起做墙，芦箔墙上张贴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标语口号，还挂上各地代表带来的旗帜，服务人员每天早上挂晚上收。曹江临则配合部队做好大会的保卫保密工作。12月15日大会开始，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主持会议，陈毅特地从苏北赶过来，代表东南局作了政治报告，吴仲超代表苏南特委作了工作报告，苏皖特委和苏北特委的代表也分别作了补充报告。会议期间曾出现情况，转移过一次。12月19日，大会通过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成立中共苏皖区委，还推选出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到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中共苏皖区委的成立，标志着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一年来，先后在各地创建分散的游击基地，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军事上统一指挥，而且在党的领导体制上也成为统一的整体，从而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对抗日根据地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实行政治改革，扩大统一战线，随时准备应付事变，迎接新的战斗风暴，完成“向北发展”的光荣使命，争取抗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苏皖区“一大”在金坛市直溪镇的建昌圩召开，使得建昌圩当时被新四军指战员誉为“小莫斯科”，陈毅、粟裕、谭震林、曾山、陈丕显、江渭清、吴仲超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在此坚持抗日。这里面积不到５０平方公里，西靠茅山，圩内汇集南、北、中三个天荒湖，水面一万余亩，三湖相通，二百多条水道河流纵横交错，竹木成片，芦苇丛生，新四军在此建党建政，屯兵扩军，开办兵工厂、被服厂、疗养所、后方医院和学校等。八年抗战期间，金坛参加新四军主力部队的热血青年不少于６０００人。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1年上半年，曹江临任镇江县（现辖镇江市）抗日民主政府军事科科长。做上中层人士统战工作。他言谈风度，颇具书生气质，和他打过交道的上层人物，内心无不钦佩。他还先后收了近200名“徒弟”，其中金坛白塔伪自卫团团长高书龙就是其中一个，在他多次对高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后，高拜曹为“先生”，高则秘密向我方送日伪情报，对日寇则只是表面应付。是年2月的一天上午，中国共产党镇（江）丹（阳）金（坛）县委在金坛建昌圩夏王庄开会，因坏人告密，突遭从延陵来的汪伪顽敌包围，参加会议的县委主要成员倪柏年等5位同志被捕，他通过高书龙的关系，使被捕的五名同志获释。

同年秋末，曹江临与警卫连副连长张光有到高书龙家以吃小孩满月酒为名进行联系，不幸被白塔伪自卫团副团长沈梅林告密，金坛日寇倾巢出动，包围了高宅，三人同时遭捕，关押在金坛日本宪兵监狱。在狱中，曹江临经受了日寇利诱威逼，严刑折磨，毫不动摇。日寇知道曹是军事科长，很有才干，便许以高官厚禄，曹不为所动，厉声斥责：“要我当叛徒，做你们的走狗，这是白日做梦！你们要杀便杀，少来这一套。”敌人见硬的不行，就对他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敌人在杀害曹江临的前一天，还幻想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日寇通过翻译对他说：“我们明天就要送你上西天，让你最后再考虑一天，回头还来得及。”曹江临临死不惧，痛斥敌人：“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决心把自已的一切献给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怕死就不参加革命了，你们不要嚣张，中国人是不好欺负的，一定会消灭你们的！”日寇的幻想再次破灭。第二天，曹江临被押赴金坛小南门外顾龙山，捆绑在树上，连刺8刀，壮烈牺牲。

2004年9月，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金坛市人民政府在曹宅的原址上恢复了晚清民居风格的苏皖区一大会址原貌，并在会址西侧新建了苏皖抗战历史陈列馆。2005年10月20日对外全面开放。青砖小瓦，修竹掩映。战火已烧过一个多甲子，而今漫步在此，思绪很快被带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时激起人们对在那个岁月里为中华民族伟大事业壮烈牺牲的英雄们无限思念！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五）

子墨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19日

1977年11月7日，时任全国妇联负责人之一的章蕴同志，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5楼1门4号家中接受了我的采访。她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抗日战争年代新四军在茅山地区，克服困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历史。

采访中，章蕴同志特地讲述了当年建昌天荒湖边贫苦农民小红妈王吉娣帮助新四军的动人故事，深情地回忆她在艰苦岁月中和王吉娣交往的深情厚谊。现在，将当时的谈话摘录于后，以飨读者。

章蕴同志回忆起远去将近40年的一件件往事，她充满了感情。她说——

1925年，我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到今年已经有52年党龄。1937年我在湖南湘潭当县委书记，1938年抗战初期，到武汉长江局参加周恩来组织的短训班学习了一个多月。那时，新四军在皖南建立了军部，全国各地很多知识分子找八路军、新四军，新四军部打电报到长江局，希望派有经验的同志到新四军去带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我当时是东南局妇委负责人之一，是青年战地服务团书记，就去了。

1939年，东南局派我去江南巡视工作，那里有个四县抗敌总会，我作为中共苏南区党委民运部长兼妇女部长，在区委领导下指导并实地参加民运工作，跟随吴仲超带队的战地服务团活动了3个多月。因为那里是游击区，根据地不稳固，每天晚上都要搬家，必须在群众家落脚，在群众中走来走去。茅山是我们新四军在苏南的第一块根据地，我们就是要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通过群众工作建党建军建政和建立群众组织，达到胜利的目的。就在这段时间，我到过王吉娣家，开始与她接触。

王吉娣是苏北东台人，早年从江北逃荒来到江南，一间矮茅屋，灶与床靠在一起，床上只有一条破席一摊草，一条破旧的被子，生活非常艰难。丈夫姓徐，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像个绵羊，只知道干活，事事听王吉娣的。他们有一个儿子叫小红，所以我们都称呼她“小红妈”。

她是个老百姓，不了解我们，过去怕兵怕惯了，见到我们新四军也还有点怕。那时党员不公开，只以新四军名义出现。后来慢慢跟我们熟悉了，相互间有说有笑，关系渐渐亲近了。

她这个人很善良。那时敌人有规定，一家隐藏新四军，就要几家“连坐”。我们半夜行动来到她家，她敢接待我们就很不简单了。她家在天荒湖西边的一个小岛似的滩地上，一间破烂的小茅屋。我们到那里去，只要拍几下巴掌，她就破冰撑篙用船来把我们接过去，住到她家中。江南农民过冬的稻草比金子还贵，盖屋、烧饭、喂牲口全靠它，她怕我们冷，就抱些来烧火给我们取暖。他们夫妻俩罱泥，泥里有小鱼小虾，收到一碗，就拿回家洗净烘干留着，自己不吃，我们一去就烧给我们下饭。去她家的不止我一个，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有的甚至特地到她家来办公。她不识字，但记性好，认得我们不少人。男同志的破衣破袜丢在她家，等你下次来，她会洗好补好一点不差交还给你。你去多少次多少次都一样，她总会真心诚意地待你。

有一次我问她：“你养过猪吗？”她说：“没。”我问：“想不想养？”她说：“想，可是没钱，养不起。”那时，我们地方党和军队一样，一天的给养是2钱油2钱盐，1斤蔬菜1斤半粮。每月1元钱的零用，有就发没就拉倒。我想办法省出5元钱给她买了猪苗回家，她种了5分地的胡萝卜作猪饲料。几个月后，猪长到一百五六十斤。那一段时间我去了别处，她等了我好多时候，后来她把猪杀了全部送去慰劳我们新四军战士了。新四军给钱她，她都没肯收。我们部队把缴获来的一条小牛送给了她家。王吉娣高兴得不得了，找了个小姑娘来放牛，打算姑娘长大了就当媳妇，后来儿子小红不要，也就算了。那条牛后来被鬼子扫荡抢走了。

我们经常在她们家谈工作。离建昌不远有个上新河，街上有我们党的一个地下支部，王吉娣不是党员，但请她去办个什么事她从不推却。她常常抱着孩子帮我们带路找人。为了我们行动方便，她们夫妻特地加盖起一个茅棚，给我们新四军用。茅棚四面用竹子泥巴干打垒的墙，一面挖一个小方洞，可以从里面向外瞭望。家门口摆起一副麻将牌，如有人来，就给我们打麻将作掩护。

我在那里的一段时间，她家那地方还没有暴露。后来，敌人发觉了，把他们夫妻全抓了去，说他们为新四军服务，严刑拷打他们。她丈夫被打伤，不久病重去世了，她自己满口的牙都被打掉，膝盖也被打伤，茅草棚也被放火烧掉了，但她还是念念不忘我们新四军。

她热爱新四军，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搞民运工作的同志，也都很关心她爱护她，自己不买鞋，省出钱来给她，有时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的同志宁吃大麦粥，也省出粮食给她。她把我们看成天底下没有见到过的好人，我们有时候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对她讲穷人为什么穷，日本鬼子为什么侵略我们中国，新四军为谁打仗，她听得进去，可就是说不出个话来。有时鬼子扫荡来了，她跟我们一道转移，她看到敌人杀人放火，就咬牙切齿地恨。她把我们新四军当成她自己的命，对我们特别的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也有遗憾，就是没把她吸收进党里来。那时，我们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一点文化没有，对我们党的最基本的内容和目标都说不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考察，看她确实还不够入党的条件，最后决定把她当成与我们最亲密的基本群众。至于后来她是否入党了，我们因为离开了，也就顾不上了。但是吴仲超、陈丕显等同志都一致认为王吉娣是我们新四军的亲人，江南的党组织和军队都称她是拥军模范。我们同小红妈王吉娣的关系，可称是新四军与江南人民鱼水关系的缩影。

她给我的影响很深。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报纸上出现我的名字，她就到上海来看我，我们俩见到面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同睡一张床，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江南人民的痛苦遭遇和对新四军的思念。此后，她几乎每年都到北京来看我。建国10周年庆典，她被邀请进了中南海，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很高兴地向我讲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心情。

去年（1976）唐山大地震时，我因为是邓小平点名解放回到妇联工作的人，又被关在妇联重点批斗。小红妈知道了，又特地赶到北京来看望我，陪我一道睡在地震棚里，我们老姐妹真有说不尽的心里话。几天后临别时，她说明年一定还来看我。可惜，她回去不久生病了，我赶快买了最好的药派家人送去，后来，得到的还是她逝世的消息。

说到这里，章蕴同志一时无语凝咽，两眼泪珠涟涟……

章蕴同志与小红妈王吉娣交往的回忆，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江南抗日斗争历史与党群关系，以及分析澄清关于拥军模范王吉娣的某些民间故事，确有许多教益与启迪。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四）

陆荣生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18日

1939年11月的一天深夜，白天呼啸的西北风夜里终于减弱了许多，天空中繁星密布，不停地眨着冷冷的眼，使人感到初冬的寒意。不远处一片茫茫的芦苇隐约可见，时而微微点头。一位新四军战士站在小桥岸对岸，一边拍手一边轻轻地喊：“摆渡呵！摆渡！”一会儿，小红妈撑着小船向对岸驶来，双方通了暗语，便把那位战士接回家。那位战士不足30岁，便衣装束，浓眉大眼，苏北口音，看上去很精神。他找到了章蕴同志，把一张纸条塞给了她，跟章蕴同志谈了一席。原来是决定11月29日7点在小桥岸独水墩召开“中共苏皖区一大会议”预备会议，有几位党的重要领导人将出席会议，预备会议很重要，关系到中共苏皖区一大会议的成败。需要章蕴同志为预备会议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章蕴同志与小红妈情同手足，食同桌，眠同榻，章蕴同志称小红妈为王姐，她把小红妈视为最可靠的革命依靠对象，支持抗日的基本群众。她把预备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几件事反复与小红妈讨论。1、准备食宿。2、落实最安全的会议地点。3、布置好会场（凳子、可以伏着写字的小桌子、茶水等）。4、保卫保密工作要确保万无一失。5、准备好转移的交通工具，确定转移的途径。

   小红妈心里明白，与其说是讨论，还不如说是把准备工作的任务交给了自己。小红妈是个聪明机灵，遇事不慌，十分沉稳的农村妇女，对准备工作她一项一项的落实。为准备足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她与丈夫徐明富日日夜夜舂米、劈柴，磨制上好的面粉，挑拣上好的芋头，还让丈夫下湖捕鱼捉虾摸河蚌螺蛳。到拔模村老家借来了几床棉被蒲席，打地铺的稻草晒得干干的。为了找到最安全的会议地点，她一次又一次地深入芦滩，终于找到了位于芦滩中心较干燥，芦苇蒲草仍青绿带黄，芦花絮絮飘飘，于此深处，几个人开会是很安全的。但小红妈还不放心，将桌凳摆设在会场上，在会场上竖着几个稍高于人的稻草人，在远处的四周埂上试着看，只看到芦花随风摇拽，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她这才放心。会址选好了，剩下的难题是转移的交通工具与转移途径。小红妈知道，准备好转移交通工具，确定好转移路线，是考虑到万一被敌人发现目标，可以安全撤退的大事，关系到与会同志生命安全的大事，更关系到会议成败的大事。她到处观察，分析动脑筋，终于定下了向东北方向撤退的路线。她这样确定确实是最佳的方案。小桥岸独水墩东南西三面是三条河流，河流宽而深，北面是西天荒湖，墩南有座独木桥与沟嘴头村相通，小桥的独木不大，可凭一个普通劳力的力量将其抽掉。小桥岸独水墩四周树木翠竹成林，杂草丛生，墩西是一大片芦滩，墩上只住着4户穷人家，这四户人家团结如一家，他们都支持抗日，都是革命依靠的力量。墩东北方向是上新河村，是个小镇，这个村是建昌圩三大村庄之首，村里竹林几十亩，竹林可以隐藏人，日伪军不敢进竹林和芦滩。上新河村村民憎恨日伪军和汉奸，他们的抗日意志坚定，抗日武装力量强大，敢与日伪军拼搏。日伪军和汉奸在上新河村都吃过苦头，他们不敢轻易进上新河村。所以小红妈决定，万一有不测，与会人员就向东北方向的上新河村撤。

会址的选择和转移途径的确定非同小可，她一人确定不下来，便把准备工作一一向章蕴同志作了汇报，并带着章蕴去会场实地考察。特别向章蕴同志指明了转移路线，并分析了向上新河村撤退转移的原因。章蕴紧紧握住小红妈的手久久不肯放下，赞赏了小红妈的周密计划和忠诚党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高贵品质。小红妈的转移计划得到了章蕴同志的肯定，她便把墩对岸的比自家稍大的一只小船借来，跟自已的小船一起拴在墩东北角河湾的草丛里，这只小船是墩上四户人家共有的，由小红妈保管，她还让丈夫把家里的一只大菱盆也藏在小船附近。对岸的人什么也看不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章蕴同志一一作了检查，感到十分满意，并向上级报告了会议的准备工作。

11月28日夜幕降临后，小红妈守在河岸等候着与会同志的到来，一直等到深夜，与会同志陆续来了，小红妈把他们一一渡过河接到自己家里。这下可把小红妈忙坏了，烧热水给同志们洗脸洗脚，做夜宵给充饥，用稻草打地铺安排同志们睡觉，让丈夫在门外站岗放哨。

来开会的都是外地口音，有位富态的中等个儿，他风趣而乐观，操四川口音：“大姐，你咋这么热情呢？可给你忙坏喽，你歇着吧，别累坏了，明天还要干活哩，让我们自己动手，我们什么都会干！”章蕴站在一旁，对小红妈贴耳低语，告诉小红妈，这位讲四川话的就是陈毅同志，中央派他到茅山地区领导打日本鬼子。小红妈听说是打日本鬼子的，对同志们倍加敬重热情。

翌日清晨，同志们起身后叠被的叠被，卷席的卷席，捆草的捆草，扫地的扫地，陈毅便独自到码头挑水，小红妈看见了，很不过意，抢过水桶，不让再挑。今天的早餐很丰盛，有粥、有煎饼、有蒸芋头、有咸鸭蛋。吃早餐时，不见徐明富，天刚亮他就吃过早饭隐蔽在独木小桥附近放哨去了。

早餐后，章蕴同志领路，同志们进入会场。今天天气很作美，阳光灿烂，微微的西南风带来了南方的暖意，虽是初冬，却充满着春天的温暖。

同志们进入会场，小红妈围着芦荡四周转了一圈，观察是否有可疑之处，经过观察，怎么也发现不了目标，她这才放心回来做午饭。午饭早已做好，可等到12点多钟还不见同志们回来吃午饭，她在家转来转去，不时站到西山墙尖踮起双脚向西看看动静，就是不见人影，一直等到下午2点稍过，同志们才陆续回到家里吃午饭。

当天夜半，先走了几位同志，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地走。由于不便大规模行动，所以留下了三位准备明天走。陈毅同志留下了，小红妈对另外两位同志叫不出名字，她称呼陈毅为“陈同志”。晚上，陈毅跟小红妈谈了许久，从拉家常谈到抗战形势，从抗日游击战谈到前方打大仗，从日本鬼子谈到汪伪汉奸，从国内谈到国际……

11月30日清晨，徐明富与往日一样，依旧隐蔽在小桥附近放哨。为什么一定要在小桥附近放哨？一是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可以抽掉小桥的独木桥板。二是小桥是日伪军进墩的必由之路，无论是从直溪来的还是从延陵来的，他们要进墩，必定要经过沟嘴头村，那时，村里就会狗吠鸡鸣，男女老少喧哗，此时，完全来得及抽掉独木小桥的桥板，再跑回去通风报信，同志们可以安全转移。

突然，狗嘴头村南的狗叫得很厉害，村民呼叫。徐明富知道情况紧急，正要去抽掉桥板，说时迟那时快，已来不及了，3个汪伪兵已冲到了面前，不多时又窜来了11个日伪军，今天日伪军进村的方式与往常不同，不知是什么原因，一听到风声，鬼子立马到了桥头，如闪电一般，徐明富想跑回去通风报信，已脱不了身。有个翻译叫徐明富带领他们到王吉娣家去。徐明富作出了牺牲的准备，他想拖延时间，好让家里人察觉到情况有变而赶快转移。日伪鬼子让徐明富走在前带路，走了不足10步，他假装跌了一跤，脚痛得不能走，便躺在地上大喊大啕，痛啊！痛死人啦！救命啊！不能走路啦！他高声呼喊，是想让小红妈明白日伪军已进入独水墩，赶快让同志们转移。鬼子用脚踢了徐明富几脚，他不肯起来，又用枪托击了他几下，他仍不肯走。这时，小红妈听到小桥附近有人喊叫，她听得出是丈夫的声音，她突然觉察到情况不妙，她站到门口向南看了看，发现有一群人在独木桥那儿，不用说，鬼子已过桥入墩了，小桥离家不足200米。日伪军见徐明富决意不肯走，索性撂下他，由一个汉奸带路，一只狼狗牵着一个日军随后，其他人跟在日军的后面，直向小红妈家走来，这时，陈毅等三位同志刚刚才把地铺收拾完毕，扫了一下地。小红妈用强制的口吻对陈毅等四位（连同章蕴）同志说：“鬼子进墩了，赶快躲藏到羊圈里去，不可露面，外面的一切由我来应付。”陈毅等四位同志进入羊圈后，小红妈随手将羊圈门轻轻一拉，故意让门虚掩着。羊圈在住房西约10米，十分危险。

小红妈将四位同志藏起来以后，进屋把被子和席子塞到床底下，把还没有吃的早餐舀掉大半倒入猪食桶里，一切安排妥当，小红妈走进自己的房里，坐在近靠马桶的床沿上。日伪军已顶到门口，那位带路的汉奸站在一旁，让那位嘴唇上长着一撮黑毛，腰间佩戴着屠刀，手上套着白手套，架着一副眼镜的日本鬼子小头目走在最前面，他们站在门口，只听得日本鬼子叽里呱啦地吵嚷，一句也听不懂。翻译和其他汪伪军都不讲话。这时，小红妈双手端起几天未倒的马桶，不慌不忙左一摆，右一摆，慢慢地摆到刚刚一只脚踏进门槛的日军太君面前，小红妈突然将盛满粪便的马桶朝地上一抛。

小头目嘴里嗥嗥地：“哑唏，坏了坏了的，她是个傻子，新四军的没有……没有……没有的。”日伪军既没有杀徐明富，又没有杀小红妈，因为他们的上司有令，要抓活的，不能断线。

再说徐明富脚受“伤”后，躺在桥边起不来，待鬼子走开了，他便一骨碌爬将起来，一溜烟，火速跑到了墩东北角埋伏在小船和菱盆旁，等候同志们赶来渡河转移到上新河村，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怎么也等不来。这时，他心急如焚。因为他看到日伪军闯到家门口，可是却看不到同志们的动静，怎么办？他想试探一下家里的情况，可想来想去无计可施。他横下一条心，埋伏在这里守候，千万不能离开，万一同志们来到这儿，他们不会撑船，更不认识去上新河的路途，那是要出大问题的。在心急之余，他时而探出头去看看情况，突然，他发现那群鬼子向小桥方向撤离了，数来数去只有14个人，他这才放心，4位同志肯定躲藏在哪里没出问题。他猫腰着身子疾速尾随着那班鬼子。看得清清楚楚，还是那班日伪兵和汉奸，但与进墩时的队形不同，这回不是汉奸带路，而是一只狼狗牵着一个日本兵在前开道，小头目走在第二，两个汉奸走在最后，被打嘴巴的那个汉奸一面走一面用手摩着面孔，他实在是一个可怜虫，一双迷缝的眼睛镶嵌在又青又肿的脸庞上，总算还能看见走路，他一路垂头丧气，大概他已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将来临。

徐明富确定日伪军确实回直溪据点了，他跑回家将敌情告诉妻子。小红妈让四位同志走出羊圈，他们互相掸了掸满身的灰尘。陈毅同志捋了几下头发，笑着对徐明富夫妇说：“人民群众是铜墙铁壁，是真正的英雄，你们的办法赛过诸葛亮嗬！诸葛亮在世也会敬你们三分，我陈某不如你们啊！”说完，陈毅紧紧握住小红妈的手：“谢谢大姐，要不是大姐急中生智，我们大家就没命罗！”小红妈说：“不用谢我，你们的命大，你们打鬼子，菩萨会保佑你们的，中华民族的祖宗会保佑你们的。”

徐明富是个不善言辞很少开口的老实人，他这回却壮着胆子，把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提了出来：怎么刚刚听到狗叫声、喧哗声，伪军那么快就冲到了桥头？陈毅分析说：“鬼子肯定分成两组，一组早就潜伏于桥附近，另一组随后，潜伏组的主要任务是守护小桥，当有人拆桥，他们立即露面干预。两组的行动时间是一致的。”徐明富这才恍然大悟：“对呀！先冲到我面前的只有3个伪军，不多时又来了11个日伪军。”

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敌人怎么知道新四军在小桥岸独水墩开会呢？小红妈接受了任务后，为了给与会同志解决好床铺，徐明富夫妇回拔模村老家借了几条棉被和蒲席，他俩夜晚挑着被、席在回家的途中，遇见了东边村一个名叫小狗子的无赖，小狗子从未娶过，鳏身一人。他好逸恶劳，麻将桌旁少不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没钱作赌，看看斜头也过把瘾，他经常到直溪、延陵日伪军据点去与日伪军联系，成了一个汉奸，小红妈、徐明富认识他，却不知道他已成了汉奸。

有一年农历三月初十，小狗子到上新河镇赶集，他饥饿难忍，偷了上新河街上一位烧饼师傅一块烧饼，若是别人偷的，烧饼师傅会让着他，烧饼师傅用拳脚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因为他在街上行窃不止一次，想揍他的人也不只是烧饼师傅一人。如果他能忍辱也不致受伤，他还嘴硬逞凶，结果遭致重伤。他说什么也噎不下这口气，可也没办法，他一直想报复，却没门。日本鬼子来了，他经常去直溪、延陵跟日伪军交往，想让日本人为他出这口气。自从他当了汉奸后，做了不少恶事。后来，他到茅麓致和去有事，魏光裕、张松柏带着几个游击队员暗地结果了他。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三）

沈成嵩、孟济元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17日

 北京，卢沟桥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第三部分“军民是胜利之本”处，有一组江南水乡浓缩的布景和蜡像，在茫茫芦苇竹林丛中，有一位中年妇女，冒着漫天的风雪，划着一只腰子型的大菱盆，将新四军从对岸接回家来……

她就是当年出生入死掩护新四军干部战士，把一颗心交给了革命的金坛区直溪镇井庄村委会盘石村农民王吉娣。

她是茅山东麓的“阿庆嫂”，因为她有个儿子叫小红，在战争年代里，人们都叫她小红妈。小红妈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在党史、军史里都有她的名字。连不少外国人都知道：“八路军有个好妈妈叫戎冠秀，新四军也有个好妈妈叫小红妈。”

穷 人 的 爱 和 憎

小红妈王吉娣，1898年12月18日出身于一个祖辈务农的贫苦家庭。她19岁嫁给金坛县建昌圩八亩村的徐明富为妻。明富当了8年长工，为人忠厚老实，分家后，小红妈夫妻搬到天荒湖畔的小桥岸种租田。穷苦佃户都是种的滩边子田，“旱起来叫天，淹起来没边”，收到粮食要缴一半给地主，她一家苦煎苦熬着过日子。

1938年8月的一天，湖东一个叫吴彪的木匠领着三个人到小红妈家，说要借她家住一段时间。小红妈心想：我们住的独水墩，破草房又矮又小，他们为啥不到村上借好房子，却要住到这里来呢？想到兵荒马乱，心里不安，又觉得来的这几个人很和气，不像是坏人，就说：“你们不嫌棚子脏，住下就是了。”当夜，小红妈就把床铺让给他们睡觉，自己与丈夫打了地铺。来人一住就是10多天，总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也不说到哪里去。小红妈心里猜想：“这些人整天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不吃好的，不穿好的，是干啥的呢？莫非就是人们传说的陈毅司令带到茅山来的那个新四军？”有一天，那个连鬓胡子的大学生亲切地对她说：“小红妈，我看你们都是穷人，为人忠厚老实，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来打鬼子的，是领导穷人抗日救国闹革命的。”听说打日本鬼子，小红妈心里真高兴，前几个月，日本鬼子兵还到潘氏庄强奸妇女，用刺刀杀死了5个青年农民，老百姓一听说日本鬼子下乡，就吓得直往芦苇荡、竹园、树林里躲，如今，能有这么一支“菩萨兵”来打鬼子，救苦救难救百姓，那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可是啥叫闹革命呢？她弄不清楚。后来她知道了，这个连鬓胡子大学生，名叫丘东平，出洋留过学，是个会写书的“作家”，是新四军里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接着章蕴、曾山、吴仲超、樊玉琳、陈丕显、谭震林、周峰、江渭清等党政军领导人也都先后来到他家。特别是章蕴来了，她俩同睡一张铺，什么家常话都谈。章蕴工作很繁忙，常常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作。小红妈问：“我看你也是个女人，手里没有枪、没有刀，怎么打日本鬼子呀？”章蕴指着纸笔笑笑说：“这纸和笔就是刀枪，敌人害怕我们的刀枪，也怕我们的文章呢！”小红妈好奇地问起章蕴的身世，章蕴说：“我也是个穷人，在纱厂里做过工。闹革命就是为的穷人，革命胜利后，穷人就能分到土地，再不要受地主老财的欺负了！”小红妈想：革命有这样大的好处，真了不起，自己要能为革命出把力该多好呀！章蕴开导她说：“干革命有分工，你为我们烧茶煮饭，站岗放哨，也就是干革命呀！”小红妈没想到自己已经在为革命出力，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从此，她对过往的同志，格外热情，还跟着战地服务团的人学唱起了好听的江南车水号子，一个女同志听得入了神，不小心脚踩了空，在车杠子上“吊田鸡”，引得同志们哈哈大笑起来。休息时，小红妈说：“唱支歌吧！”章蕴说：“你来唱，就唱上次教的那支歌。”小红妈清了清嗓子，亮开了歌喉：“丈夫去当兵，妻子送一程，叫一声，阿毛的爹，听我讲几声。作战要勇敢，学习要认真，莫把家来想，不要当烟囱兵，活活来丢人……”歌声笑语在水乡飘荡。

小红妈的家单门独户，坐落在一个四面环水的独水墩上，靠一条破船与外界相通。独水墩后就是百港交叉、水天相连的3万亩天荒湖。墩上茂密的树木、竹林，滩上丛生的芦苇、蒲草，像天然的绿色屏障，把小红妈的家遮掩起来。人在墩上，能清楚地看到外界的动静。从圩上往墩上看，只见竹林葱茏，芦苇摇曳，雾气茫茫，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小红妈的家确是个极其隐蔽的好地方。新四军的一批批干部战士来到小红妈的家里，有的住十天半月，有的住三天、五天，来的人很多，小红妈夫妻俩捕鱼、捉虾、烧菜、煮饭、洗衣、采办，同志们把伙食供给交给小红妈，大家一块吃、一块住，亲如家人。每当半夜三更，她还要划着破船去接送客人，可心里很高兴：我们的人越多，说明革命的力量越大呀！各地来的同志还给她捎来打胜仗的好消息，她每天都像过节日、办喜事那样，感到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慈 母 的 心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岁月，敌人天天扫荡，我们日日转移，游击健儿们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出没在山林、芦荡，经常天作被，地当床，吃芦根，喝盐汤。当他们转战到了小红妈家，总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得到慈母的关怀。

每一次，听着战士们英勇杀敌的故事，望着他们憔悴而坚毅的面容，小红妈心里总是又敬又爱。她想，这些青年人离乡背井，出生入死打日本鬼子，难道就不恋家中的父母妻儿吗？不，他们是一心为国家为穷人呀！想到这些，她就把每个来到她家的干部、战士都看作自己的亲人，知心贴意地关心他们。

严寒的冬夜，小红妈用母亲般的爱抚温暖战士的身心。她自从懂得了革命，晚上睡觉就特别警觉，在北风吼叫声中，只要河对岸有人喊一声“小红妈，摆渡了”，她马上一骨碌爬起来，划着船冒着漫天风雪左一篙、右一篱地把同志们接回来；接着把一碗碗热腾腾的生姜茶端到他们面前。同志们睡上地铺，厚厚的籼稻草就像弹簧床，地上点燃的火堆早已把一床床被子烘得暖暖的。夜深了，小红妈听着战士们的鼾声，心里感到慰藉，总是坐在火堆边，把他们的一件件湿衣服烘干，第二天早晨，战士们醒来，钻出热被窝，就能穿上干爽暖和的棉衣。

一位广东籍姓王的机枪手，来到小红妈的家里养伤。半夜，他疼痛发作了，在床上滚来滚去，小红妈连夜赶到离家五六里路的镇上请来医生。医生走了不久，病又复发起来，小红妈又连忙去请医生，如此，一夜请了3次医生。她觉得战士身上的病痛，就像连着自己的心一样难熬。1940年，陈丕显的爱人小谢，在行军中小产了，按当地群众的旧风俗，小产的女人是“红人”，不能进别人的家，小谢只好住牛棚、磨棚。后来抬到小红妈家，小红妈一看，产妇瘦得不成样子，心疼得不得了，她毫不忌讳什么“红人”不“红人”，连忙把自己的大床让给她睡，出去找来秘方，为她端汤熬药。数九寒天，敲开湖上的坚冰，为她洗血衣；在太阳下，给她篦头、捉虱子；因为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产妇吃鸡，不能见铁。所以杀鸡特别精制了一把竹刀，煨鸡则是用的砂罐。小谢在这里修养了40多天，身体慢慢地好起来了，临走时激动地喊小红妈为妈妈。

1942年冬天，组织上把江渭清的儿子小林从上海转移到小红妈的家里。当时小林只有4岁，害了一身疥疮。小红妈知道他爸爸妈妈都在前方打鬼子，照顾不到孩子，就把小林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小林说一口上海话，张口就叫“外婆”，把小红妈叫得心里甜滋滋、乐津津。她每天用盐开水替小林洗身，用香油拌药给他敷疮伤。小林食欲不好，又不能吃鱼虾，就每天早晨给他蒸鸡蛋羹吃，经常用米糊、米糕。菜糊、烂面、芋头糖粥给孩子调胃口。来年遇到春荒，难得有饭吃，小红妈就用纱布包米团，放在菜粥锅里煮“带浆饭”给小林吃。她和老伴说：“我们生活再苦，也不能苦了革命的后代。”晚上，小林总是跟着小红妈睡。疥疮痒起来，小林睡梦中总也会用小手抓，小红妈怕他抓出“指甲毒”来，总是坐在他的身旁，抓住他的小手，连声说：“小林别抓，外婆给你摩。”总要摩到孩子熟睡为止。孩子一天天胖起来了，可是小红妈却瘦下去不少。有一次，江渭清带着部队到附近的后八亩村，小红妈得信后，急忙驮着小林去见他爸妈。小林的妈妈徐敏见到孩子长得又白又胖，十分感谢地对小红妈说：“小红妈，太辛苦你啦！”就这样，小林在小红妈身边度过了14个月，临走时，孩子哭着，不肯离开这位“外婆”。

又有一年夏天，有位兵工厂的女同志被手榴弹炸伤，浑身是血，拾到小红妈家时，已是奄奄一息。小红妈急忙为她烧水洗伤口，终日侍候在她床边，大小便都是小红妈用木盆接着倒出去。望着姑娘灰黄的面容，听着她微弱的呻吟，小红妈流着眼泪说：“姑娘，大婶恨自己没有这个本事把你的病一手抓掉啊！”

要 死 死 一 人   

决 不 拉 瓜 藤

干革命总会有挫折，有牺牲。小红妈在革命队伍中耳濡目染，受到深刻教育，她想：新四军里许多青年男女，都舍得把身子交给党，像章蕴、岳东平那些有学问、有本事的人都不怕死，我一个种田婆子一条命还比他们金贵吗？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她决心像新四军战士那样，活要活得有骨气，死要死得有价值。

1940年秋天，小红妈刚刚安排好同志们吃完早饭，老伴徐明富报信来了；延陵和直溪桥的日本鬼子双双出动，直奔建昌圩而来。小红妈立即安排转移，除了自家的那只破船外，她又找来一条小船，把伤病员们一个个都扶上船，然后手脚麻利地铲起锅里的饭锅巴，藏进草堆，扒尽灶膛里的草灰，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最后包包扎扎一担挑，反手关门一把锁，跳上破船就朝湖中撑去。出了港汊，接应的同志来了，她安排大家隐蔽好，刚要到预定的接头地点去找老伴和孩子，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来：原来，昨晚交通站刚刚转来一份机要文件，要她转给茅东县委的一位负责人。她把文件藏在灶头下面的砖缝里，刚才匆匆忙忙竟忘了取出。她一想，不好，这可是件大事，于是，篙子一点就急急忙忙往家撑。回到家，她从灶膛的砖缝里取出密封的文件，一颗心才算落了地。可是藏在哪里呢？房里的踏板夹层虽然保险，可是万一鬼子点火烧房呢？她环顾四周，眼前猛然一亮，她把文件放进一只空坛子里，来到茅屋背后的菜园里，拔起几颗青菜，挖了一个坑，把坛子埋在下面，盖上几片瓦，又在上面覆好土，照原样栽好青菜。

她刚从菜园出来，日本鬼子已上了墩，一只大浪狗窜到她的面前。鬼子逼她交出新四军，小红妈一声不响地摇摇头，一个翻译骂了声：“装蒜！”左右开弓就是4个嘴巴，打得小红妈鼻子里流出了鲜血，她还是摇头。伪军们进屋翻箱倒柜地一顿搜，围着茅屋东寻西找转了一圈，什么东西也没找着，临走时，一把火烧掉了小红妈居住了18年的两间草屋和全部家产。当同志们看到火光赶来，小红妈正在废墟上清理乱砖焦木。战士们握着小红妈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小红妈理了理蓬乱的头发，说：“房子烧掉好重搭，只要文件不落到敌人手里就好。”在抗日战争时期，小红妈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烧了又搭，搭了又烧，前后被烧过3次。

在残酷的斗争中，我们革命同志绝大多数是坚定的，但也有个别贪生怕死的人出卖革命，当了叛徒，向敌人告密。小红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暴风雪席卷茅山山区。正月十九日，叛徒领着敌人包围了小红妈的家，敌人劈口就问徐明富：“新四军把什么东西藏在你的家里？”老徐说：“不知道。”“啪！”敌人上来就是一记耳光，接着又推了他一个跟头，跟着就是三枪托。小红妈则被五花大绑绑在一棵树上，由于叛徒知情，我军藏在封土墙内的21箱炸弹被敌人搜出来了，吴仲超藏在这里的一架收音机也给搜了出来。虽然此刻冰天雪地，但小红妈的额上却渗出了汗珠。她心如刀绞，暗暗埋怨自己：“小红妈啊小红妈，主力渡江北上时，首长是怎样关照你的，要当心疯狗咬人，要防止变天，为什么不把‘货色’及早转移到芦苇荡中去？只怪自己太麻痹，总认为上次48捆钞票放在家里一年都没有出事，就以为这回也能万无一失！”她的嘴角在流血，这不是敌人打的，而是自己的牙齿咬破的。

敌人把他们夫妻两人分别抓到两个据点里，飞蛾吊、老虎凳、辣椒水……疯狗们把毒刑都用尽了，要小红妈夫妻交出交通站的接头人，交出县委和茅山地委的联络点。小红妈想起了章蕴对她说的话，想起了许许多多长眠在茅山下的烈士，她暗暗地对自己说：“要死死一个，决不拉瓜藤！”

在他们身陷囹圄时，我们党四处奔走，找关系，设法援救他们。曾山指示：“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把小红妈夫妻俩救出来。”党组织花了100多担稻的钱，小红妈自己也卖掉了2亩7分田，这场官司才算了结。最后，夫妻俩拖着半残的身子回到了建昌圩。

小红妈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似乎没有干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业，只身为革命洗衣、做饭、喂孩子、洗尿布、服侍伤员、掩护干部……然而，革命不能没有他们，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最深厚的力量。解放了，小红妈没有向党组织表过功，要过名，要过利。她以淳朴的感情对待在她家住过的每一个干部、战士，经常带着水乡的土特产去探望他们，就像一位老妈妈去城里看望自己的亲人、孩子一样。不管他们现在当了多大的官，小红妈还像当年在天荒湖一样，亲切地称呼他们“老周”、“阿丕”、“老江”、“章大姐”，邀请他们到建昌圩来叙旧。

1959年9月30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庆祝国庆十周年的盛大国宴刚结束，江苏省赴京参观代表团的小红妈便被在京工作的好多老同志包围了，他们争相邀请她去做客。

“小红妈是我的老姐妹，你们谁也别想把她抢走！”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大声笑着说，一把将老人拉进了自己的汽车。人们围着章大姐的汽车频频招呼：“小红妈，改天一定来我家！”“小红妈，我来接您！”

到了章大姐的家里，章蕴指着院子里的荷花缸说：“为了接您这个稀客，我四五个月前就做了准备啦！”小红妈一看，缸里栽着3棵芋头。她高兴极了，说：“好，让我们煮一锅芋头咸粥，老姐妹好好叙谈叙谈！”

“文化大革命”中，她关心着每一个对革命有功的老同志，在他们最困难的日子里去探望他们，甚至陪他们一起住“牛棚”。她说：“要说这些出生入死的好同志都是‘坏人’，我小红妈也就是‘坏人’，你们就把我们关在一起好了！”陈毅元帅逝世时，老人把眼睛都哭肿了。值得庆幸的是，她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但就在1976年12月28日，她却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间，享年78岁。许多同志没有来得及向她的遗体告别，深为遗憾。章蕴于1978年到南京，提起小红妈就流泪，她说：小红妈到死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啊！她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然而，我们每个活着的同志，能忘了这位革命的好妈妈，忘了千百万真心实意地用鲜血和生命掩护、支持我们党的群众吗？！

小红妈是一株傲霜凌雪的青松，她永远屹立在茅山东麓！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二）

徐云子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16日

参加国庆宴会饿了肚皮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金坛天荒湖的王吉娣（人称“小红妈”）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参加江苏省赴京观礼代表团去北京观礼。

她回来后，县委宣传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小红妈介绍赴京观礼的盛况。那时科局等单位不多，每个单位去一人，大约10人左右。粮食局是我去参加的。其他科局是谁去参加，时隔数十年已记不清楚了。

会议由宣传部部长董世万主持，宣传部参加的人还有刘无忌同志。小红妈去得比我们早，我去时，她已端坐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久仰大名的传奇式人物，心中顿时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敬意。这位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看上去一身都是阳刚之气，丝毫没有江南女子那种杏花春雨般的娇柔。我望着她高大的身躯以及清癯的脸上，似乎仍透出几许抗日烽火的硝烟，能读出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她向我们介绍的在京观礼盛况，今天大都被岁月冲去，留下的记忆很少。只有两件事情比较深刻，一是她与当时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的情谊，一是她参加宴会却饿了肚皮。她谈起章蕴抗战时在天荒湖的那些日子，滔滔不绝，充满深情。接着说到解放后章蕴的个人生活时，董部长立刻引开话题，笑着说：“这些事情就不谈了，请你说说参加宴会的情况吧！”

说到宴会，小红妈竟像天真的孩子般哈哈大笑。然后说道：“那天参加宴会，我没有吃饱，肚皮都饿坏了。”大家觉得奇怪，“参加国宴怎么会吃不饱呢？”小红妈解释说：“上桌的菜，我没有吃多少，只想等后面端上来的红烧狮子头，直到宴会结束，还没有等到，再想吃东西又不可能了，我的肚皮就挨饿受罪啰！”国宴不是民间办酒席，哪有红烧狮子头（即肉圆）。

她参加国宴饿了肚皮，我们听她一番话笑疼了肚皮。

遭遇“逐客令”

1964年9月30日，江苏省人大会议闭幕。小红妈在会议结束后，想再住两天，过了国庆节回金坛。可是金陵饭店下了逐客令：“住在这里的人，今天都要走，这是上面的命令。”小红妈苦苦哀求，无济于事。望着饭店工作人员一张张脸庞像冰块一样，她心里也冷得很，不知如何是好。找到领导，同样没有商量余地，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恰好这时有一个在部队服役的亲属来看她。见此情况，叫她不要急。随后打了个电话给省委办公厅，小红妈焦急的心情，通过电话线传了过去……片刻功夫，那一头很快有了回音：“请饭店领导接电话。”工作人员找来领导，只听得领导对着电话筒说：“是，是……好，好。”领导放下话筒后，脸上顿时冰块融化，绽开笑脸，说话声如同春风荡漾：“你就是小红妈，失敬，失敬！上面说了，你可以在这里多住几天。”小红妈说：“我带的钱不多，只住两晚。”饭店领导忙补充一句：“哦，这不用担心，省委办公厅已交待了，一切费用由他们结算。”

这时，一双双诧异的目光，纷纷投向这个貌不惊人的特殊人物，不由刮目相看。她们怎会知道，这个来自乡下的普通妇女，在抗日战争年代，与江苏省委书记一家人结下过深厚情谊。

听到第二天上午省委派车来送小红妈去玄武湖参加国庆游园活动的消息，几个年轻的女服务员，众星拱月般围着小红妈转，送水递茶，格外殷勤。个个嘴上叫着“小红妈”，声音都是那样甜，她们缠住小红妈，求她带她们参加游园活动。小红妈无法抗拒这些女娃们的“围攻”，只好用家乡方言连声说：“嗯诺，嗯诺”（即表示“好”、“是”的意思）

翌日，当省委的车子到达金陵饭店门口，几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像搀扶妈妈一样上了汽车，眉开眼笑地随小红妈坐在车上，驶向玄武湖公园……

那一天，我的一位同事汤秋林同志正在南京学习，也被小红妈邀去参加游园活动，目睹了这一切。

小红妈回金坛时，江渭清夫妇特地买了一个帽子送给小红妈。乡下风大，在田里劳动，需要御寒保暖。帽子虽轻，情意很重。

被“请”进派出所

1967年，山雨已来风正狂。金秋十月，小红妈带着革命老区人民的一份心意去南京“探亲”。她上午赶到县城，再乘车去南京，到南京以后，已夕阳西斜，只见一片“红海洋”中，人流如潮，车辆穿梭。奔波一天的小红妈，有点头晕，一时不知乘哪路车到江苏省委；又甚感乏力，脚步很沉，于是想到最好打个电话到省委办公厅联系一下。她看到一家店铺里有电话，便走了进去。那时的商店都是国营或大集体，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困难找他们，一般都能帮忙。小红妈向一位营业员说：“同志，能不能请你帮我打个电话？”营业员问了句：“你要打到哪里？”小红妈答道：“江苏省委。”营业员又问：“打电话到省委找哪一个？”小红妈说：“小江。”营业员再问道：“叫什么名字？”小红妈觉得这人真啰嗦，有点不满：“小江，叫江渭清。”营业员一听，顿时瞪大眼睛，用异样目光看着眼前这个衣着虽整洁、脸上却充满田野风霜的女人。小红妈见对方发愣，催促道：“请你快一点帮我打电话啊！”营业员“噢”了一声，略一思索，走到电话机前摇了几下，拿起话筒不知轻轻说了什么，放下话筒后对小红妈说：“叫你在这里等一下。”

约等了10多分钟，有人来了，是身穿制服的警察。营业员指着小红妈告诉他们：“就是她！”警察对小红妈说：“你跟我们走。”她以为是省委办公厅派来接她的，高高兴兴地跟着他们走了。可是到了那里一看，并非江苏省委，而是公安局的一个派出所。他们让她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既无人看守，又不审问，好久都没有动静。小红妈终于恍然大悟，他们并没有把她视为“阶级敌人”，很可能是把她当作“神经病人”，等领导回来再研究如何处理。

是的，这个农村的中年女人，竟要打电话到江苏省委，而且称省委书记“小江”，这自然会引起人们怀疑，尤其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到处是警惕的眼睛。

但他们自然也不知道，这个朴实的农妇，在战争年代与省委书记凝结的革命友谊。当年省委书记的儿子，称小红妈为“外婆”……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那些警察一个接一个的去吃晚饭了，仍把她晾在一边。她急中生智，对一个警察说：“我要解手。”那警察用手一指：“前面就是厕所。”她上厕所是假，乘机离开小房间，悄悄走出了派出所。

后来小红妈到了江苏省委，办公厅一位秘书听了甚是气愤：“是哪一个派出所，敢随便拘禁人，你告诉我，叫他们好好检查。”她憨厚一笑：“算了，算了。我也不清楚是哪一个派出所。”生活在天荒湖畔的人，就是有天荒湖一样的胸怀。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一）

刘洪发、陆荣生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15日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把侵略的魔爪伸到了建昌圩，他们用血腥的刺刀维护其统治。他们在中国建立起宪兵、警察、法院、监狱等镇压中国人民的机构，宪兵、警察、特务到处为非作歹，杀人越货，对建昌人民随意逮捕，严刑拷打，疯狂地烧杀奸淫，对平民百姓滥施法西斯暴行，建昌圩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1938年6月间，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的率领下，向苏南挺进。随后，陈毅等领导同志来到建昌圩，开辟平原水网抗日根据地。

穷苦的建昌圩老百姓盼望有一天赶走日本侵略者，过翻身得解放的日子。小红妈就是这些穷苦百姓中的一员。

小红妈，真名王吉娣，1898年12月18日出生于一个祖祖辈辈务农的贫苦家庭。因为她有一个儿子叫小红，所以大家亲切地叫她“小红妈”。小红妈祖籍苏北东台县，早年从苏北逃荒到苏南，19岁嫁给建昌圩拔模村（也作八亩村）的徐明富为妻。徐明富长年雇工，他勤劳朴实，心地善良，与父母兄弟姐妹分家后，夫妇俩种不起拔模村的高价租田，就搬迁到建昌圩西天荒湖南畔的小桥岸居住耕作。在那儿，他俩自己动手搭房建屋，自己动手开荒垦地，自己动手养鸡养羊。

小红妈居住的小桥岸是一个独水墩。东面、南面、西面是河流，北面是西天荒湖，墩南有座独木小桥与沟嘴头村相连。那儿杂草丛生，芦苇茂密，树木成荫，竹林亭亭玉立，苍翠欲滴。无论站在对岸的哪一个点上，都看不到墩上的炊烟和人影。墩上住着四户人家，西北角住着一户姓王的，东南角住着一户姓丁的，小红妈和另一户姓丁的住在东北角，四户人家虽然都很穷，但他们相处得很和睦，情同兄弟，亲如手足。

1938年10月5日，墩北的箍桶匠吴彪领着三个陌生人来到小红妈家。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白白净净的、架着眼镜、十足书生气的陌生人。吴彪说要借她家住几天，小红妈思忖着：“我家很穷，住的一间破草房又矮又小，怎么住呢？”又想到兵荒马乱的，心里甚是不安。可觉得吴彪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他常到墩四周的河里罱泥，还为小红妈家箍过一只大菱盆，对他的为人摸得准，又看得出来的几位很和气，不像是坏人，便说：“你们不嫌我家小，那就住下吧。”小红妈认定来客是好人，热情接待了他们。来的那位架着眼镜的白面书生叫邱东平，住了几天，他看出小红妈是个可靠的农村妇女，是革命的依靠对象。邱东平经常向小红妈夫妇宣传革命道理和抗日斗争形势。他说：“我们三人是新四军。是来打日本鬼子的。”小红妈听说是来打日本鬼子的，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是好。邱东平还说：“新四军已挺进茅山，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昌圩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抗日游击战，我们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决不让日寇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决不做亡国奴……”小红妈夫妇听了这番话深受教育，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前不久小红妈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在盘石庄强奸妇女，用刺刀杀死5个青年农民，抢夺老百姓的粮食、猪牛羊、鸡鹅鸭。用船运往直溪日军据点去。老百姓一听说鬼子进村，吓得直往芦滩竹林里躲。小红妈见到这些情形，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

住在她家的几个新四军十分辛苦，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奋起抗日，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他们每天清晨起身就把打地铺的稻草捆好，地扫干净，水缸挑满，还帮小红妈喂鸡喂羊。他们每次出门回家，小红妈就为他们准备了热饭、热菜、热水。他们虽然是官，却什么饭菜都吃，住在小红妈家也没什么好吃的，有时特意为他们做一点好菜，他们也不肯吃，总是让小红妈夫妇吃，什么活都抢着干，比亲人还亲。

小红妈常想：“他们为革命牺牲一切，为打鬼子妻离子别，风里来雨里去，甘冒生死。而我呢，我能为打鬼子做些什么？我没有枪，不能直接去打鬼子，但我可以服侍好打鬼子的人，把他们身体养强壮，去多打鬼子。为了抗日，我没钱出，但我有力出！”她的抗日信念更坚定，并把信念转化为决心和行动。

继邱东平等三位新四军之后，章蕴、曾山、吴仲超、陈丕显、谭震林、樊玉琳、江渭清、周峰等领导同志先后来到小红妈家。章蕴同志在小红妈家办公、吃住一年多，小红妈与章蕴是“同志加姐妹”，食则同桌，眠则同榻，无话不说。她常听章蕴同志讲抗日救亡、新民主主义革命、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穷人为什么穷苦及怎样才能摆脱穷苦、共产党的性质和奋斗日标等革命道理。她的觉悟大大提高，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严冬寒月，小红妈用一颗慈母的心温暖着同志们。她看到同志们为革命日夜兼程，担风冒险，将个人安危与生死置之度外，从来没有休息日，内心很不平静。因此，她竭尽全力，照顾好同志们的生活，为深夜回家的同志烧好热水，让他们洗脸烫脚。冬天，用铜脚炉供热被窝。热天，驱赶蚊帐内的蚊子。有的同志遭雨淋受风寒，她立即煮好热腾腾的的姜汤端上给喝。把淋湿的衣服一件件烘干。同志们多吃点，吃好点，她才感到愉快。下面条、煎面饼、烧芋头咸粥、做胡萝卜饭，摊南瓜饼……为了同志们的口味，她常变化花式。她常让丈夫徐明富到西天荒湖里捕鱼捉蟹，摸河蚌螺蛳，给同志们调调口味，改善伙食，补充营养。有时来的人多了，小红妈起五更摸黄昏，忙里忙外，总是笑眯眯乐呵呵的，从不说苦说累。

1942年春的一个深夜，听东岸有人一面拍手一面喊：“小红妈，摆渡呵。”那声音很低。原来是一位同志送来一位伤员，请小红妈照料。那是泉家墩兵工厂的女战士路璞搞手榴弹试验被炸受重伤，浑身血肉模糊，她在颤抖。小红妈见此状，赶快把那战士驮进屋，为她拭净血斑，包好伤口。小红妈每天为伤员洗伤口、换药、喂药、还给她加强营养，每天有鱼虾，有鸡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照料，路璞的伤痊愈了，归队告别时，她热泪盈眶，紧紧握着小红妈的手，喊着“妈妈”不肯松手。

王定搏是一位机枪手，在一次与日军交战中身负重伤，几个同志用担架抬着送到小红妈家养伤。夜半时分，伤痛发作，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小红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当即披着蓑衣，戴着芦帽，顶风冒雨赶往上新河镇，请来医生为他扎针止痛。医生走了不久，小王又剧烈疼痛起来，小红妈又把医生请来。这样一夜连续三次，小王不疼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战士负伤，伤在战士身上，却疼在小红妈心里。

1940年的夏天，陈丕显的爱人小谢在行军途中流产，被送到小红妈家。当地民间习俗，称产妇为“红人”，是不可进别人家门的，如果进别人家门，这家定会遭殃。小红妈见小谢面黄肌瘦，身体虚弱，她毫不忌讳，说:“没有红人，只有黄人，我不信这个邪，我的家就是你的家。”说着，她把床铺让出，又添加了干净的床垫和被子，不让小谢受寒染湿。她去上新河镇中药店买来了甘草、艾叶、干生姜片，熬汤给小谢喝。还为她梳头，捉虱子，洗血衣裤。为了让小谢尽快康复，她用竹刀杀鸡，借来砂锅煨汤，端到小谢床前，让小谢连肉带汤吃了一碗。经过40多天日日夜夜的护理，小谢养得白白胖胖的，身体完全康复了。

1939年夏，新四军送来48袋钞票让小红妈保藏两个月。她和丈夫徐明富在羊圈里挖一个大坑，坑里放进两只大缸。把48袋钞票分放在两只大缸里，用油布把大缸封好，油布上盖上木板，最后木板上封土，把土踩实，将原来羊灰复堆在上面，两只羊依旧拴在灰堆上，一切如故。谁也想不到，这羊圈下有那么多钞票.。小红妈对徐明富说：“藏的钞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头可断，血可流，钞票一张不可少。”

1942年的夏天，组织上安排江渭清4岁的儿子江小林由上海转移到小红妈家护养。小红妈想：“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父母在前方抗日救国，无法照料孩子，我要把这孩子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让他父母亲放心。”小林一见到小红妈，便叫她“外婆”，小红妈乐得合不拢嘴，她把小林紧紧地搂在怀里。

小林一身的脓疱疮，小红妈不怕脏，不怕染，到上新河镇中医那儿寻来秘方，自己找来干野菊花、桃树枝，煮20分钟后加盐少许，给小林洗拭患处，用香油拌调草药给他敷，天天如此，两个月后，小林的疮结痂好转了。晚上，小红妈带养小林睡，小林睡着了，小红妈却不入睡，坐着，看到小林在睡梦中微笑，并用小手在结痂处搔痒，她就抓住小林的手，自己为他摩。

听说江渭清带领部队驻进附近的后八亩村，小红妈驮着小林去见他的父亲江渭清和他的母亲徐敏。父母见到孩子脸色红润，又胖又结实，疮疤痊愈，徐敏一手接过孩子，一手紧紧握住小红妈的手，激动得连声称谢。小林说：“外婆真好，家里有好吃的全让我吃了，外婆、外公、舅舅都不吃好的。”小林在小红妈身边度过了一年又两个月，离别时，小林哭着闹着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外婆”。

住在小红妈家的新四军战士从小红妈身上获得了温暖和力量。小红妈在革命队伍中耳濡目染，受到熏陶，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营养，得到了动力，爱国、爱党、拥军的觉悟达到了新的境界。章蕴同志常对她说：“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穷苦人，党叫干啥就干啥，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哪怕敌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也决不泄露党的机密。宁可牺牲自己，决不叛党叛国。决不摘瓜拉藤，决不出卖同志和组织。”

1942年秋季的一天，小红妈刚安排好同志们吃罢早饭，丈夫徐明富报信来了，直溪和延陵的日伪军南北包抄，直奔建昌圩而来。小红妈立即安排转移，除了自家的那只小船和一个菱盆，又到西天荒湖找来一只小船，把伤病员一个个扶上船。然后施了一条“增兵减灶”计，将锅里的锅巴铲下来藏在草堆里，把锅洗净，扒尽灶膛里的草灰，把打地铺的稻草捆好堆在草堆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而后，把可疑物全部带走，跳上船，竹篙一点，朝西天荒湖方向进发。出了港汊，接应的同志来了。她将大家隐蔽好，正要到预定的地点去接应丈人和孩子时，猛然想起一事件，一件很重要的事。昨晚交通站转来一份机要文件，要她转送给茅东县委的一位负责人。她将文件暂藏在裂痕的土墙缝里，刚才情急匆忙，竟忘记带出来。她篙一划，掉转船头，她撑船的速度从来没有这么快，很快回到了家中，取出文件，放进一个空小坛里，拎到屋后的菜园里，带土挖了几棵青菜，在地上挖了一个小坑，把小坛子埋在坑里，盖上石板，在石板上覆盖上土，再把带土的青菜栽在原处，什么迹象也没有，与原来的一模一样，谁也不会起疑心。

她把一切处理妥当，从菜园里出来，日伪鬼子已从墩南独木小桥进入了小桥岸墩。鬼子牵着一条凶神恶煞的大狼狗，窜到她面前。鬼子要她交出新四军和一台发报机，小红妈装着听不懂那鬼子的话，一声不响地摇摇头。一个汉奸翻译重复了鬼子的那句话。小红妈用严厉的眼光瞪着那个翻译，指着那只狼狗说：“去问问你的弟弟吧！”翻译官恼羞成怒，左右开弓，打了小红妈几个耳光，她眼冒金花，鼻流鲜血，还是挺着胸说不知道。那班日伪鬼子进屋翻箱倒柜，刀戳脚踢，那条狼狗本能地到处乱嗅。屋内什么也没搜到，就围着茅屋四周寻找，还是什么也没找到。可那条狼狗窜上窜下地盯着刚栽下去的几棵青菜狂吠，那鬼子牵着不让它去青菜地，根本不以为那几棵青菜下会有什么秘密，这时只见那翻译官跟那鼻下长着一撮黑胡子的日本鬼子胡乱说了几句话，一把火烧掉了小红妈居住了20余年的草屋和全部家当。当躲在芦苇深处的同志们看到火光赶来时，小红妈正在废墟堆里整理着什么。战士们握着小红妈的手，安慰着小红妈。小红妈用沾满灰尘的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说：“房子烧掉可以重砌，只要文件保住了就好。”在抗日战争年代里，小红妈的房屋就是这样被鬼子烧了又砌，砌了又烧，前后被烧过三次。

1940年年底，小红妈接受了新四军交给的一个重要任务，把21箱弹药藏起来备用。小红妈想“藏到什么地方才能不暴露呢?”她紧皱着眉头，满脸愁容，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弹药藏在封土(封土，农家自作的大小相等的长方体土块，用作垫猪圈、羊圈等，亦可用作砌屋，平时堆码在门前屋后，上面盖上草簾以防淋湿)堆里，那肯定是万无一失的。于是，她与丈夫徐明富两人齐动手，把屋后的封土堆拆移到旁边，把2l箱弹药整齐地堆码牢固，在弹药箱的四周堆码封土，堆码得极整齐牢固，直到看不见弹药箱，在封土堆上面盖上“野猫皮”（用稻草编织成的草簾子），以防漏雨水。一切完毕后，夫妇俩左看右看，看不出一点破绽，俨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土堆。

 1941年农历正月十九日，附近村庄一个汉奸领着十几个日伪鬼子包围了小红妈的家，一个日本太君问徐明富：“你的，新四军的，什么东西的藏在你的家？”徐明富回答说：“没什么东西的，我家就这么点大，能藏什么呢？”那个太君啪的一声打了徐明富一个巴掌，打得他两眼直冒金光，又抓住徐明富一把衣领推了他一个跟头，接着又是几枪托。小红妈被五花大绑绑在一棵小树上。那个叛徒汉奸说：“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新四军的弹药藏在封土堆里，看你们老实不老实。”敌人把21箱弹药和吴仲超的一架收音机全部搜出来了。天气冷到零下几度，河里结着坚硬的冰，可小红妈身上的汗湿透了内衣，额上也渗出了汗，责怪自己太麻痹，辜负了党的希望，让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敌人没有打她，可她的嘴角流出了血，她咬牙切齿，她嘴角的血是自己咬出来的。

敌人把徐明富抓到了延陵据点，小红妈抓到了九里据点，敌人对他们用尽了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飞蛾吊……小红妈、徐明富虽然不在同一个据点受刑，但用的刑罚一样，目的也一样，要他们交出交通站的接头人，交出县委和茅山区的联络点。小红妈想起了章蕴妹妹的教诲，想起了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想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滔天罪行，她横下一条心“要死死一个，决不做叛徒!”徐明富也是一条硬汉，日伪鬼子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绽，只见衣衫上印满着斑斑血迹，可他没向敌人吐出半个字来。

他们身陷囹圄，我们党四处奔走，托人找关系，千方百计营救他们。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徐明富夫妇俩。”党组织花掉100多石稻钱，托地方保长才把他们保释出狱。小红妈夫妇拖着半残的身躯又回到了小桥岸独水墩。

小红妈组织上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思想行为上完全是一位合格的党员。当年党组织没有吸收她入党是有原因的，她一点文化都没有，对共产党的纲领、性质、宗旨、基本路线、远大目标都弄不清。党组织曾讨论过她的入党问题，认为，把她留在党外作为党的最亲密的基本群众，成为爱党拥军的模范，比把她吸收入党的影响作用更大，对党的抗战事业更有利。

小红妈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在抗日战争时期，她服侍伤病员，掩护新四军干部，时刻心系新四军官兵的安危。不管何时，只要听到拍手暗号，就立即用小船把他们接回家。一得到敌人扫荡和闯入沟嘴头的情报，立即把新四军转移到芦荡深处安全地带隐蔽起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用小船转移，就拆掉墩南的小木桥。为了抗日救国，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茅草屋三次被烧毁，丈夫致残致死。她把全部精力、财力都用在抗战上，她不愧为建昌圩抗日妇女的优秀典范，她是建昌圩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建昌圩抗战革命故事连载（序）

秘书处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12日

收录于话题##红色水乡建昌圩,2个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音乐：群星 - 革命歌曲合集之6－经典老歌

    红 色 水 乡 概 述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根据毛泽东的电示，率新四军第1、第2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金坛建昌圩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建昌圩地处天荒湖，圩内河网交错，芦苇丛生，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战场。在这里，陈毅、曾山、粟裕、谭震林、叶飞、陈丕显、江渭清、王必成、吴仲超、谭启龙、章蕴等革命家指挥若定，秘密召开重要会议，点燃抗日救亡烽火，留下了珍贵的足迹和佳话；在这里，新四军凭借天然屏障摆下战场，与日伪展开了数十次殊死较量，用鲜血铸写了波澜壮阔的传奇篇章；在这里，人民群众参军支援前线，舍身抗战，前赴后继，闪耀着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革命光芒……

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足迹，新四军浴血战斗的传奇故事，人民群众的英勇壮举，还有所无数珍贵的革命遗址、遗迹和遗物，积淀了建昌圩特有的红色文化底蕴。

红 色 大 事 记 载

一、1928年，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种子撒向全国，革命的熊熊烈火正燃遍中华大地。江南天荒湖域的建昌圩，人民群众也纷纷向往党和革命的旗帜。是年，建昌圩的吕坵镇、独水墩、和尚桥，先后建起了三个党的支部委员会，成了领导建昌圩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堡垒和先驱。

二、1939年12月15至19日，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建昌圩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局主要领导人和来自苏南、苏皖、苏北特委及各县委的会议代表40多人参加。大会由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同志作政治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苏皖区委员会。

三、为资助苏皖区一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建昌圩蔡甲村丁家塘的曹江临，募捐50块银元作为会议经费，并将自己家中的阁楼作为主会场。阁楼的瓦棚没有墙壁，负责大会布置和服务工作的任迈、钱敏、彭炎和周婉如等人，以芦箔和蒲草支起夹墙遮挡寒风。芦箔墙上张贴了许多抗日标语口号，还挂着各地代表带来的旗帜。许多群众自发站岗放哨，保护与会代表的安全。

四、中共苏南特委妇女部部长周婉如，是建昌圩抗日救亡活动的杰出模范。在苏皖区一大会议上，她被推选作为苏皖区参加党的七大的惟一代表。1940年1月，周婉如化秘揣党的七大代表证，冒着生命危险从建昌圩踏上千里征途。经过十一个多月的碾转奔波，她突破重重险阻，终于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接受了马列主义学习，并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五、1940年2月22日，建昌人民在中共丹南县委的组织领导下，利用元宵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数千群众高举着“打击日寇，保国安民”等标语，从建昌圩上新河出发，一路延至丹阳延陵旧县村，行程长达10公里。沿途所经之处群情激奋，士气高昂，表达了建昌圩人民与日寇血战到底的雄心壮志。

六、天湖乡青抗团团长张元富，是一名机智勇敢的抗日骨干。1941年6月的一天，张元富不幸落入敌手，日寇逼他带路去抓魏光裕、张松柏等地下党人。危急关头，张元富暗示身旁的两个孩子去通风报信，自己则故意将敌人引往别处。魏光裕、张松柏等人得以安全转移，而张元富却被扑空后的敌人用尽酷刑，惨遭杀害。

七、建昌圩的王吉娣，人们都叫她“小红妈”。由于掩护新四军，她和丈夫徐明富几次落入敌手，房屋几次被烧。丈夫遇难后，她仍一如既往地参加抗日。1941年秋的一天，延陵和直溪据点的日伪同时偷袭建昌圩。小红妈用小船把伤病员转移到到天荒湖深处，并把重要文件埋藏在屋后的竹林里。敌人施用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终只说三个字：“不知道。”

八、1941年，新四军十六旅利用建昌圩的地理环境优势，先后在吕坵、夏潢、泉家墩等地，创办了被服厂、印刷厂、后方医院和伤兵疗养院。同时，新四军六师军备科还在潘家墩、泉家墩和铜马泉三个湖中小岛上建起了兵工厂，造出了大批的枪支弹药。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和枪支弹药，使建昌圩成为了抗日前方将士的大后方。

九、1942年1月，镇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蒋铁如亲临建昌圩吕坵镇，发起筹建湖滨学校。校董事委员会董事长毕炳生带头捐款200银元。吕坵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为筹办湖滨学校作贡献。建成后的湖滨学校下设小学部、初中部和师训部。不久，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湖滨学校培训教师100多名。

十、抗战在建昌圩期间，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廖海涛和新四军四十六团司令员罗忠毅，与建昌圩老百姓结下了鱼水深情。廖海涛和罗忠毅所部遭敌伏击，他们在率部突围时壮烈牺牲。为化悲愤为力量，建昌圩抗日军民在上新河村隆重召开追思大会，并敬献挽联一副：“同抗战同牺牲千古罗廖两司令，为国家为民族万年史册著英名”。

十一、1942年10月，苏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建昌圩上新河村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吴仲超主持会议，江渭清作报告，号召各级抗日机构进一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征收公粮，加强对敌斗争。这次大会，使建昌圩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更加高涨，成为推进茅山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十二、1942年6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共建昌区委领导人周彬、张松柏的周密布署下，建昌区短枪队王忠海、尤银保等十余人，通过内线人员丁十斤的安排，潜入日伪据点里应外合，乘敌人吃饭之机突然发动攻击。这次战斗，他们俘虏了20个伪军，缴获长短枪23支，手榴弹8箱，彻底拔除了建昌圩南排年桥的顽敌据点。

十三、194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早晨，中共金坛县委书记余慎和薛斌，率领金坛与茅东武工队队员，化妆成瓦工、木工和上街的农民，进入吕坵南北街，直捣伪军头子王敖荣夜宿的房屋。王敖荣跳进庄城河游至对岸向北仓皇逃跑，被紧追的武工队员击毙在河边。这次战斗全歼据点里的自卫队，缴获长短枪十余支，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十四、英雄洒鲜血，热土开新花。在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建昌圩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和民兵等组织。他们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其例举不胜举。据史料记载，在建昌圩地区革命斗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仅记录在册的就有69位，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烈士还有很多。

红色水乡建昌圩——荣获江苏省首批百个红色地名

秘书处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11日

收录于话题

#美丽水乡建昌圩,9

#常州手机台,9

#金坛手机台,10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音乐：群星 - 革命歌曲合集之6－经典老歌

    红 色 水 乡 概 述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根据毛泽东的电示，率新四军第1、第2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金坛建昌圩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建昌圩地处天荒湖，圩内河网交错，芦苇丛生，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战场。在这里，陈毅、曾山、粟裕、谭震林、叶飞、陈丕显、江渭清、王必成、吴仲超、谭启龙、章蕴等革命家指挥若定，秘密召开重要会议，点燃抗日救亡烽火，留下了珍贵的足迹和佳话；在这里，新四军凭借天然屏障摆下战场，与日伪展开了数十次殊死较量，用鲜血铸写了波澜壮阔的传奇篇章；在这里，人民群众参军支援前线，舍身抗战，前赴后继，闪耀着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革命光芒……

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足迹，新四军浴血战斗的传奇故事，人民群众的英勇壮举，还有所无数珍贵的革命遗址、遗迹和遗物，积淀了建昌圩特有的红色文化底蕴。

红 色 大 事 记 载

一、1928年，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种子撒向全国，革命的熊熊烈火正燃遍中华大地。江南天荒湖域的建昌圩，人民群众也纷纷向往党和革命的旗帜。是年，建昌圩的吕坵镇、独水墩、和尚桥，先后建起了三个党的支部委员会，成了领导建昌圩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堡垒和先驱。

二、1939年12月15至19日，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建昌圩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局主要领导人和来自苏南、苏皖、苏北特委及各县委的会议代表40多人参加。大会由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同志作政治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苏皖区委员会。

三、为资助苏皖区一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建昌圩蔡甲村丁家塘的曹江临，募捐50块银元作为会议经费，并将自己家中的阁楼作为主会场。阁楼的瓦棚没有墙壁，负责大会布置和服务工作的任迈、钱敏、彭炎和周婉如等人，以芦箔和蒲草支起夹墙遮挡寒风。芦箔墙上张贴了许多抗日标语口号，还挂着各地代表带来的旗帜。许多群众自发站岗放哨，保护与会代表的安全。

四、中共苏南特委妇女部部长周婉如，是建昌圩抗日救亡活动的杰出模范。在苏皖区一大会议上，她被推选作为苏皖区参加党的七大的惟一代表。1940年1月，周婉如化秘揣党的七大代表证，冒着生命危险从建昌圩踏上千里征途。经过十一个多月的碾转奔波，她突破重重险阻，终于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接受了马列主义学习，并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五、1940年2月22日，建昌人民在中共丹南县委的组织领导下，利用元宵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数千群众高举着“打击日寇，保国安民”等标语，从建昌圩上新河出发，一路延至丹阳延陵旧县村，行程长达10公里。沿途所经之处群情激奋，士气高昂，表达了建昌圩人民与日寇血战到底的雄心壮志。

六、天湖乡青抗团团长张元富，是一名机智勇敢的抗日骨干。1941年6月的一天，张元富不幸落入敌手，日寇逼他带路去抓魏光裕、张松柏等地下党人。危急关头，张元富暗示身旁的两个孩子去通风报信，自己则故意将敌人引往别处。魏光裕、张松柏等人得以安全转移，而张元富却被扑空后的敌人用尽酷刑，惨遭杀害。

七、建昌圩的王吉娣，人们都叫她“小红妈”。由于掩护新四军，她和丈夫徐明富几次落入敌手，房屋几次被烧。丈夫遇难后，她仍一如既往地参加抗日。1941年秋的一天，延陵和直溪据点的日伪同时偷袭建昌圩。小红妈用小船把伤病员转移到到天荒湖深处，并把重要文件埋藏在屋后的竹林里。敌人施用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终只说三个字：“不知道。”

八、1941年，新四军十六旅利用建昌圩的地理环境优势，先后在吕坵、夏潢、泉家墩等地，创办了被服厂、印刷厂、后方医院和伤兵疗养院。同时，新四军六师军备科还在潘家墩、泉家墩和铜马泉三个湖中小岛上建起了兵工厂，造出了大批的枪支弹药。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和枪支弹药，使建昌圩成为了抗日前方将士的大后方。

九、1942年1月，镇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蒋铁如亲临建昌圩吕坵镇，发起筹建湖滨学校。校董事委员会董事长毕炳生带头捐款200银元。吕坵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为筹办湖滨学校作贡献。建成后的湖滨学校下设小学部、初中部和师训部。不久，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湖滨学校培训教师100多名。

十、抗战在建昌圩期间，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廖海涛和新四军四十六团司令员罗忠毅，与建昌圩老百姓结下了鱼水深情。廖海涛和罗忠毅所部遭敌伏击，他们在率部突围时壮烈牺牲。为化悲愤为力量，建昌圩抗日军民在上新河村隆重召开追思大会，并敬献挽联一副：“同抗战同牺牲千古罗廖两司令，为国家为民族万年史册著英名”。

十一、1942年10月，苏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建昌圩上新河村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吴仲超主持会议，江渭清作报告，号召各级抗日机构进一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征收公粮，加强对敌斗争。这次大会，使建昌圩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更加高涨，成为推进茅山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十二、1942年6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共建昌区委领导人周彬、张松柏的周密布署下，建昌区短枪队王忠海、尤银保等十余人，通过内线人员丁十斤的安排，潜入日伪据点里应外合，乘敌人吃饭之机突然发动攻击。这次战斗，他们俘虏了20个伪军，缴获长短枪23支，手榴弹8箱，彻底拔除了建昌圩南排年桥的顽敌据点。

十三、194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早晨，中共金坛县委书记余慎和薛斌，率领金坛与茅东武工队队员，化妆成瓦工、木工和上街的农民，进入吕坵南北街，直捣伪军头子王敖荣夜宿的房屋。王敖荣跳进庄城河游至对岸向北仓皇逃跑，被紧追的武工队员击毙在河边。这次战斗全歼据点里的自卫队，缴获长短枪十余支，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十四、英雄洒鲜血，热土开新花。在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建昌圩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和民兵等组织。他们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其例举不胜举。据史料记载，在建昌圩地区革命斗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仅记录在册的就有69位，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烈士还有很多。

红色摇篮 薪火相传

赵鹤茂 红色水乡建昌圩 7月1日

丁家塘，在茅山革命地区是个红色的名字——1939年12月15—19日，中共苏皖区第一次党代会在这里召开；200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会址修复对外开放。

丁家塘位于直溪镇新河村。村民曹鹤林已负责看护一大会址及苏皖抗战历史陈列馆多年。他说，纪念馆建成后常年开放，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观。

“当年，村里参加革命的前辈多，烈士也多；如今，全村的党员特别多。”新河村党总支书记陈向君说，在直溪镇12个行政村中，新河村人口4776人，排第4；党员212名，排第1。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每名党员影响身边10个人，汇聚起来的力量就很强大。在今年1月中旬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新一届“两委”以94%高票当选，体现了党员的信任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党群关系融洽，激发村“两委”干事热情。去年，村里争取来200多万元资金，把1.6公里长的陶蔡线北段拓宽至5米后接县道，并同步沿线绿化、亮化，方便了前来“一大”会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参观者。

陈向君今年40岁，曾在镇政府和社区工作多年，前年5月回到自己老家所在村任职。他说，新河村自古是丹阳、金坛两地交界繁华地段，他有责任担起茅山老区乡村振兴的使命。

“今年，陶蔡线南段拓宽工程即将动工，这条公路全线贯通后，将打造成红色大道。”陈向君说，利用“一大”会址红色历史资源，在区镇两级党群部门的指导下，村里组建了以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为主体的红色宣讲团，挖掘红色历史，承建红色文化长廊。

陈向君说，“一大”会址就在村委西侧几十米处，已成了人们仰慕的地方，庄严的入党宣誓誓词经常响砌在村庄上空。传承是为了发展，作为茅山老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在村，借助金坛区深入推进的乡村振兴“五十百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宜居村庄创建正如火如荼，村民房前屋后干干净净，成为让人羡慕的地方。

“我在新河老街上开了几十年店，要数这几年变化最大。”村民吴建兆说，创建美丽乡村，300多户人家垃圾日产日清，还建起了生态停车场，今年回来过年的孩子都说不比城里差。

丁沟自然村原先有几间破旧老房子，周边三四百平方米杂草丛生，形成卫生“死角”。村委征得房主同意，拆除旧屋后建起健身广场，家家门前修砌小花坛，环境大变样。

新河村地处天荒湖畔，除了水产养殖，面积更多的是水稻种植。在去年“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村企联建活动中，村与一家农业公司合作，盘活了村农机合作社1000多亩土地、2000多平方米库房以及烘干、稻米加工生产线等资源，在种植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服务村里20多个种粮大户的同时，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这两年，250亩优质糯稻亩产都在1450斤左右，亩净效益超过1200元。”李连青是村里的种粮大户，他为粮油加工企业江南制粉订单生产种植，尝到了精准掌握市场行情信息的甜头。

“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我们就要做并且做好。”陈向君透露，村里今年将实施3000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田块成方成片，路沟渠配套，到时又将是一番新景象。